涂佳煜
2022年11月30日，神舟十五号载着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首次实现太空会师，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留下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合影。
这次发射，中国航天平均年龄最大的乘组火了——“70后”航天员张陆，2010年通过我国第二批航天员选拔；
“60后”的费俊龙和邓清明，均是1998年选拔出的第一批航天员。只不过，这是费俊龙时隔17年再次圆梦太空，而他的战友邓清明，终于结束了长达25年的备份守望。
25年有多久？对一个人来说，是大约1/4的人生；
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交接。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航天事业起步至今，三代中国航天人薪火接续，不曾停止，他们始终用有限的生命守望着无垠的星空。
均龄最大乘组：主份、备份都是本分
神九、神十、神十一、神十二，邓清明曾4次与飞天梦想失之交臂。
在他的印象里，最接近梦想的一次是2016年。那次，他和其他受领神舟十一号任务的战友在3年内完成了同样强度与标准的训练，最严酷的项目是在密闭的模拟舱中待了整整3 3天。直到发射的前一天，他又一次接到备份指令。
杨利伟曾把航天员要学习的58门基础理论课称为“天梯”。而“等待”，是航天员要学习的另一门艰辛的必修課——
在完成14分钟的太空行走之前，翟志刚10年里两度成为备份；
为了驾驶神舟飞船与天宫一号上演“太空打靶”（飞行器在太空的手控交会对接），刘旺等了14年；
为了乘神舟十号在轨飞行15天，张晓光等了15年……神舟十五号乘组的故事又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些经年的守望是何其漫长，又是何其无悔而执着。
有两句话，邓清明牢记在心。一句，是入选为首批航天员时的誓词：“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另一句是战友陈全退役时的叮嘱：“不管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天员的本分。”陈全与其他4位航天员，直到2014年卸甲离队，也未能作为主份执行过航天任务。
在等待执行下一次任务期间，航天员必须始终保持备战状态。
对航天员的体质、心理、飞行技术和航天环境适应性的训练贯穿了整个训练过程。许多项目挑战着人的生理极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比如头低位训练——为了提高航天员对微重力环境下血液向头部移动的适应能力，他们要连续数天在一块床板上保持脚高头低的姿势。再比如载人离心机训练——航天员要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里承受8倍重力加速度，同时完成抗负荷动作练习、信号判断等任务。
神舟六号返回后，费俊龙就把再上太空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17年来，一直坚持高强度的训练。再度亮相时，他的身体各项指标仍保持着年轻时的状态，连体重浮动都不超过0.5公斤。
水下验证试验是为了进行舱外设备验证并模拟出舱活动，它比一般的水下训练时间更长，更耗费体力。一次水下验证试验，要进行舱间电缆堵帽安装工效验证，数十个堵帽依次分组安装。安装完第一组时，已经检验出了工效不合格的地方，但费俊龙不想简单地下结论，坚持要将各个作业点的全部堵帽安装完。最后，他足足花了1个小时安装完8组堵帽；
出水后也顾不上休息，而是第一时间向科研人员分享自己的验证体验。
“作为航天员，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是我的常态，更是我的姿态。”在发射前一天的记者见面会上，邓清明说，他绝不允许在任务来临的时候，自己却没有准备好。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为了太空圆梦的荣光，中国航天的守望者时刻准备着。
老一辈拓荒人：为梦想与热爱奉献一生
中国航天的星海征程是从大漠里的守望开始的。
20世纪50年代末，建设“两弹一星”的号角吹响，数十万科学家、建设者奔赴西北戈壁荒漠，艰苦拓荒十余载。这是一段孤独的岁月。与他们相伴的，只有无边的黄沙和漫天星河。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寰宇，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独立掌握卫星发射技术的国家。4月24日，后来也成为我国的航天日。
此后，巴丹吉林沙漠见证了我国航天史上的众多“第一”：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次一箭三星、第一艘载人飞船、第一个我们自己的空间站……漫漫征途上，许多航天人永远留在了大漠里——在发射中心附近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760多名为中国航天、国防科技事业献身的先辈长眠于此，平均年龄只有2 7岁。有的人则从这里出发，守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脚步，一守就是一辈子。
受命领衔东方红一号总体设计工作的那一年，孙家栋38岁。当时，距离预期的发射时间只有两年，但卫星研制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
一大难题是发射倾角。为了保证卫星能以7 0°左右的倾角发射，需要进行大量精确计算。在那个年代，自动计算器已经是比较先进的计算设备，多数时候用的都是半自动手摇计算器，任务急的时候，连算盘都用上了。曾任第七机械工业部某研究院卫星轨道组组长的李颐黎回忆，算一条轨道，研究人员三班倒，整整算了一年。
温控是另一大难题。卫星上天后，太阳直射面的温度非常高，背面的温度又很低。法国、日本的卫星由于温控技术不过关，上天后不久就失灵了。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正常运行了28天，温控范围在5 ℃～4 0℃。即便在今天，这个标准依旧能够满足大多数卫星的要求。
2004年，孙家栋成为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那时，这位造了数不清的“中国星”的科学家已经75岁了。接下探月工程让孙家栋养成了“看天”的习惯。嫦娥一号卫星奔月，要求准时发射、准确入轨、准确测控。但地球在转，月球也在转，发射窗口时间有限。孙家栋日思夜想，时常半夜起来，对着天空思考技术方案。有人问他，是如何永葆初心，数十年坚持专攻一个领域的。孙家栋回答，是热爱，对头顶星空的热爱，也是对脚下土地的热爱。这二者早已融为一体。
东方红一号已不再发出信号，但如今，它仍在我们头顶上方绕着地球日复一日地奔跑。若有阳光直射，有心的观测者或许还能在某个时刻瞥见它遥远的身影——72块表面交替映照着蔚蓝星球上的万物生灵，好像在与它同时代的航天人，岁岁年年，静静守望。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天前进的步伐越迈越快，越迈越坚定。
新时代年轻人：生逢其时更当奋斗其时
每一次倒数、点火、腾飞，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越来越多年轻的中国航天人，正接下老一辈的接力棒，开始他们新的守望。
他们传承的，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是“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在西昌，31岁的于新辰是发射中心最年轻的地面分系统指挥。在大凉山中扎根10年，于新辰参加了上百次发射任务，经历了十多个岗位的锻炼。“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天链”升空、“风云”观天……他与中国航天事业共同成长。
在北京，鲍硕28岁时成为北京航空飞行控制中心组建40年来的第一位女调度。执行嫦娥五号任务时，鲍硕曾3 3小时连续指挥调度。别人问她怎么看自己与天问一号的关系，她笑着回答：“就像一块心头肉一样。”
青年人才为许多国家重大航天项目注入了新鲜血液。2021年有统计显示，北斗卫星團队、月宫团队、墨子号量子卫星团队、嫦娥探月团队、长征五号科研团队、天问一号控制团队的平均年龄均在3 0～4 0岁。不仅在指挥中心、发射现场，在全国各地的高校、研究机构里，年轻一代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在那里寻找着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的交汇点。
就在前不久，浙江大学几位青年科学家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日夜奋战，他们团队的人体干细胞实验单元随“天舟快递”进入了问天实验舱。在之江实验室，一个由13位“9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把火星环境“搬”到了实验室里，钻研如何用人工智能提升地外探测的效率和安全性。
生逢盛世，航天蓝图已经为新一代航天人绘就。“悟空”探空、“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均已成为现实。中国自己的太空家园刚刚建成，即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它将成为我们建设航天强国，向更深邃的宇宙持续迈进的新起点。
“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星辰大海，就是我们梦想的同义词。
本文内容来自《浙江日报》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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