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
李白诗歌的时代精神及其历史意义就在于：他通过自己个体生命的激扬，深刻地表现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昂扬向上的民族活力，并因此使他成为“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
一
李白的一生有两大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在政治上建立一鸣惊人的伟绩，在精神上获得彻底的自由。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青莲少好学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诗而九。盖出于性之所嗜，非矫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羡者，鲁仲连、郦食其、张良、韩信、东方朔等。总欲有所建立，垂名于世，然后拂衣还山，学仙以求长生。如《赠裴仲堪》云云。”
李白对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称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这样非凡的个人才智自然要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从政就得扭转乾坤，当吕尚、范蠡、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一流人物，他觉得自己对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对巢父、许由甚至陶渊明的人生态度都大不以为然：“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这种自命不凡的谈吐与追求往往遭到时人的嘲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可他毫不在乎人们这些冷嘲热讽，对自己的志向始终执著坚定，相信自己会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的时候，即使被“赐金放还”也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即使五六十岁的高龄还深信自己能“为君谈笑静胡沙”。
这种高度的自信、宏伟的抱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他那个伟大时代对李白的“馈赠”，只是李白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强烈罢了。一方面，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在唐代逐渐衰微，许多门第不高的才志之士得以走上政治舞臺，使许多士子重新认识到自己潜在的无限能力，树立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激励了他们积极的从政热情;另一方面，盛唐相对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精神解放，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的憧憬，人们创造现实世界的能力，要求突破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寻求更宽广更自由的精神空间，而束缚精神和个性的某些传统清规一旦被抛弃，某些精神的锁链一旦被斩断，精神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欲望就漫无节制地高涨，盼望推开一切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阻碍，蔑视权贵、笑傲王侯、把一切外在的礼法与戒律踏在脚下。李白就是这种追求个性自由、蔑视王法与王侯的时代典型。“倚剑天下，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称他“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在山水中逍遥自适，于酣饮中浩然自放，“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潇洒人间还远远满足不了他精神的需要，他还想“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嗜酒、慕仙、携妓、漫游等这些貌似放纵荒唐的行为，只有放在那个特定的追求精神自由、打破传统限制的社会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这不是过去李白论者所谓“避世”说所能解释的，李白嗜酒、慕仙、携妓决非要远离尘世，它是要冲破王法的限制和清规的束缚，以冲撞社会的方式宣告自己就是社会的主人，以鲁莽灭裂的方式来表现对精神自由的渴望。
二
笑傲王侯和蔑视王法，追求个人的精神解放与个性自由，必须使自己超出于王法所规定的封建秩序之外;同时，要在政治上完成壮丽的人生，实现自己“济苍生”和“拯物情”的宿愿，又离不开王侯大公达官显宦的举荐提携，更离不开皇帝提供的政治舞台——封建官场，他又不得不回到王法所规定的封建秩序之中。于是，历史把李白的人生追求置于这样一种尴尬的悖论之中：
追求精神自由——笑傲王侯——反抗传统——要求超出于王法所规定的封建秩序之外;
建立丰功伟业——求助王侯——与传统妥协——回到王法所规定的封建等级秩序之中。
不少论者指出过李白与庄子的承继关系，诚然，在抨击王权蔑视权贵方面，在追求精神自由方面，庄子对李白影响不容低估，但是，他与庄子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李白秉有庄子所不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人们过分地夸大了李白诗赋中大鹏与《逍遥游》中鲲鹏之间的联系，以致忽视了二者的重大区别，《大鹏赋》、《上李邕》、《临路歌》中的大鹏，主要不是追求无待的自由，而是借此抒写诗人“斗转而山动，山摇而海倾”的巨大力量，以及“簸却沧溟”、整顿乾坤的宏大志向，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气度不是用来逍遥避世，而是将其威力展现在现实人世，去成就一番令人惊叹的伟业。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李白一味追求个人自由时就深感愧对时代和历史，内心深处就感到惶惶不安，“壮志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幸遭圣明时，功业犹未成。奈何怀良图，郁悒独愁坐。”他时时害怕壮志成空功业未就。
要实现政治上的宏伟抱负，自称“草间人”的李白自然必须得到王公权贵的引荐提携，这样他就不得不向王公权贵们求情干谒，从天空神游的迷雾里坠落到王法规定的现实社会中来。他的游说、求情、干谒到底没有白费，天宝元年唐玄宗召他入京，英雄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可是，进入封建秩序这个囚笼的日子一久，他就发现皇帝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般英武圣明，王公大人比他想象的更加肮脏愚昧，人与人之间只有伪善，政治也完全是奸诈，精神自由的追求和高傲的个性迫使他厌恶与权贵们周旋，而他自己刚正不阿的操守更无法见容于近臣权贵，他用轻蔑、鄙夷与嘲讽来对付权贵，权贵则用造谣、诽谤来中伤他。“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不愿也不屑奉承拍马、承欢卖笑的李白，自然成了他们必欲去之的眼中钉，而李白那如同赤子一样的单纯与天真，哪是那些奸滑权贵们的对手，更何况他不屑与这般人较量。这时他唯一盼望的就是精神自由，尽快离开宫廷、远离权贵，去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整个上层权贵对这位“目中不知有开元天子，何况太真妃高力士”的诗人都看不顺眼，很快他就被逐出了建立功业须臾不可离开的政治舞台。
离开了宫廷诗人仍然高歌“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仍然看重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同时他又害怕无声无息地“老死阡陌间”，不能了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宿愿。他离开长安越久对长安的思念就越切，甚至到“长相思，摧心肝”的程度。安史之乱起，目睹“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惨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置个体的自由于度外，他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而忧心如焚。特别是东西两京的陷落更让隐居在庐山的李白坐立不安。为了拯救涂炭中的中原人民，永王请他入幕时他觉得这是为国立功的大好机会，在兵火连天的岁月以衰朽之年入军平定叛乱，在《永王东巡歌》中他情绪激昂地唱道：“试借君王白玉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长流夜郎赦还以后，他六十多的高龄还准备参加李光弼部队征讨叛军，半道因病折回时还懊恼地说“天夺壮士心”，“恨无左军略，多愧鲁连生，”这与声言“淡然与世闲”的李白不是判若两人吗？
三
一方面企图超出王法规定的秩序之外获得精神的自由，了却“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宿愿，一方面又想在王法规定的封建秩序中成就功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李白的人生道路就是在这种悖论式的追求中走完的。追求精神自由和大济苍生都是当时历史的必然要求，李白充分地秉有时代富于他的双重品格：既想在外在世界承担历史责任，又想在内在世界享受精神自由。他身上的这种双重品格都活跃在当时民族情绪的深层结构之中，是盛唐时代精神中涌动的两大激流。他强烈的功名追求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自不必说，他对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爱，又何尝不是因时代潮流所激发？从表面上看，肯定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对个体存在的价值，急切期望超出于封建王法规定的社会秩序之外，幻想在另一个世界中充分享受自由，似乎是一种远离社会和时代的表现，然而，这种追求自由的动力本身就是当时社会提供给他的，他越是想超出那个社会反而越是证明了那个社会的浪漫气质。
历史一手赐予李白这种双重追求，另一方面又堵死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实现这两种追求的可能性。追求精神自由与建立丰功伟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东西，李白执著于这两种历史的要求，想成就一番政治上的大业，又不想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想失去个人精神上的自由，这不仅使他在外在世界碰得头破血流，也使他的内在心灵总是处于不同力量的矛盾冲突之中。
两股历史潮流在李白身上一齐汇聚碰撞，必然在他的心灵深处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时而把他涌向欢乐的绝顶，时而把他带到痛苦的深渊。正是由于执著于这种时代的双重品格，使他的欢乐没有流于轻浮，又使他的痛苦没有走向绝望。如果只知道自己的精神自由，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没有“拯物情”和“济苍生”的情怀，那他就将一味地飘逸潇洒，缺乏民胞物与的社会热情和愤世嫉俗的刚毅勇气;如果满头脑只有功名观念，没有对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他就会失去浪漫的幻想和天馬行空的豪情，失去李白之为李白的豪放气魄。正是这两股时代潮流在他身上同时汇聚，他才得以同时体验到人生的大喜与大悲，使他能真正进入存在的深度;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两股时代的潮流在他身上同时汇聚，不断地在他心灵深处掀起情感的狂澜，他才得以把处于封建鼎盛时期，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昂扬向上的活力推向峰巅，使他成为盛唐气象当之无愧的代表。
四
这种悖论式的人生追求，既造成了他的悲剧又成就了他的伟大，既给他的感情带来巨大的矛盾痛苦又使他的诗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与魅力。
相互对峙的志向与追求酿成了内心的尖锐冲突，他幻想先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了却大济苍生的宏愿，再去遨游江湖潇洒度日，满足自己追求精神自由的宿心，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安宁。然而，这种理智上一厢情愿的安排，屡屡为他那情感的洪流冲毁。实现政治抱负就得俯首钻进封建秩序的樊笼，而失去精神自由的代价又是李白不能接受的。这样，既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更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反而使他老是在矛盾的两极冲撞，心灵深处经常处于痛苦骚动之中。不同性质的情感在诗中的对立与碰撞，形成了李白诗歌独特的审美特征：雄强跌宕的气势与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李白的许多诗歌其情感变化看似“起落无端”，在这种情感的起落之间找不到因果联系，见到的只是不同情感的冲突对抗，然而对抗不仅是一种联系，而且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正是相互对抗的情绪所形成的张力，所造成的紧张骚动的诗情，使李白的诗情酷似大海那拍岸的惊涛。
张力存在于李白大多数代表作中，如《梁甫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行路难》之二和之三、《玉壶吟》、《江上吟》、《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襄阳歌》、《蜀道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等作。如果把李白所有诗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不同性质的情感的矛盾冲突就更加明显。张力是进入李白诗歌情感大门的钥匙，而他那悖论式的追求又是产生这种张力的深刻根源。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没有孟浩然那份清澈恬淡，没有王维的那份和谐优雅，也缺乏杜甫的那种博大深沉，他常常漫无节制恣意幻想，盲目希求，鲁莽灭裂，粗野狂暴，甚至连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从不知道讲究平衡，更不求温文尔雅。然而正是他才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因为他同时汇聚了涌动在当时民族情感中的两股激流：向往建功立业和渴望精神自由。这两股时代的激流内化于他一身的时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形成了他所特有的那种悖论式的人生追求，这种追求造成了他情感的左冲右突相互抵撞，并因此形成强大的情感张力。我们在他诗中难以领略到雍容典雅的韵致，从容优雅的神情，但随时能见到排山倒海的情感巨潮，更易于体验到他那山呼海啸般的汹涌力量。莱昂内尔·特里林曾在《美国的现实》中指出：“一种文化不是一条河流的流动，甚至不是一种合流;它存在的形式是一种斗争，或至少是一种争论——它只能是一种辩证的论证。并在任何文化里都可能有一些艺术家本身就包含很大一部分辩证关系，他们的意义和力量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矛盾之中”。李白的气势和力度孕育于盛唐文化，盛唐的两股时代激流使他的个体生命得以充分激扬，并因此将我们民族处于封建鼎盛时期，所爆发出来的伟大民族活力推向顶峰——这就是李白的意义与力量之所在。
编辑/徐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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