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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工亡赔偿事件调解实录

时间:2023-12-25 10:15:01 来源:网友投稿

李万忠

如今,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处理一件事情要牵扯到许多关系。问题处理的背后是关系的较量,为难的是我们这些处理问题的乡镇干部。

“镇水泥厂的片石场发生了一起安全事故,一名民工死亡。”2010年5月1日晚21点,镇办公室值班干部接到报案后,马上与派出所的干警到现场做了调查笔录。因为夜已深,于是我们与死亡民工家属、片石场老板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处理赔偿事宜。

镇党委书记邓拾金要求值班的镇干部在“五一”休假期间及时、妥善地处理好此事。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乡镇最重要的任务。

5月2日:处理未果

上午:协商处理不成功

上午8时,我们几个乡镇干部来到熙敦宾馆,见片石场只来了一位股东(他是村委委员)。

“2009年有个片石场死了3个人,每人赔偿费才6万元。”这位股东说。

“这肯定不行,赔偿费太低了。”我说。

好一会了,其他的股东还迟迟不来。

“政府不催,这些人根本不会到场,他们都舍不得出钱。”这位股东气愤地说。

在我们的催促下,片石场法人代表何股东终于来了。

“是祸躲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出了,就要把问题处理好才行。”我对他说。

接着,我们又到死者家属住的房间。

“我是死者的姐夫,叫刘建中。我在××乡政府上过很多年的班。”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对我说。

“逝者总要入土为安,能不能先把遗体运回去?”我以商量的口气问道。由于家属不同意,昨晚尸体没能运到火葬场。

“你们政府喊我们拉走我们就拉走,那我们就直接与你们政府谈赔偿的事了。”

刘建中很老练,一下就把球踢给我,想让镇政府把赔偿的责任挑起来。

我们几个镇干部商量:第一步是让他们自己协商赔偿事项,如果协商得好,那是最好的。如果协商不好,就只有请镇劳保站站长回来,按《劳动法》的有关法规计算赔偿金额。

9时20分,311房间,双方谈判。

家属5人、场方3人、镇干部2人,其他的人坐在里面的一间。主要谈判者是片石场法人代表何股东与死者姐夫刘建中,其他的人只作补充。

“市纪委副书记在我们村里搞点,他问我这事要不要他出面。我还有一个亲戚在中央党校,这件事我可以从上面搞下来。”一开口,刘建中即显摆出自己有哪些权力关系,语气中充满了炫耀与威胁。

“那些不要讲,就讲赔偿。”何股东打断他的话。

“我们片石场去年没有赚到一分钱,利润又薄,钱太多也赔不出。”谈判一开始,何股东就哭起穷来。

“不瞒你们说,我也搞过片石场,也死过一个人,我们赔了50万元。”刘建中巧妙地抛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们请求你们宽宏大量。”何股东声音嘶哑。

“家里有一个70多岁的老娘,一个19岁的儿子还没有结婚,负担蛮重的。”死者的弟弟说。

“昨天你们说赔偿10万元,那是不行的!”刘建中的态度很坚决。

“没见过你们这样小气的人,你们算什么老板?”刘建中的口气很大。

“大家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互相让一下,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数额。”我劝说他们。

双方谈不拢,只好暂时停止协商。我们分别找老板和家属做工作,力圖撮合他们谈成。

“××乡的党委书记是我表侄,他找的法院那个人也是我的亲戚,我都给他们打电话了。”何股东说。

双方都在找当官的亲戚朋友撑台子。问题处理的背后是关系的较量,为难的是我们处理问题的乡镇干部。

场方只愿意赔11万~12万元了结此事,而家属一方的底线不少于20万元。最后,双方都要求按《劳动法》计算。

我们只有按第二步方案行事,并及时把谈判情况向镇党委邓拾金书记作了汇报,邓书记立即安排在家休假的劳保站站长李和平和安监站长何钧成赶回来处理此事。

下午:按劳动法算出赔偿金额家属不接受

我怕家属情绪不稳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吃过午饭,便赶紧喊杨建国等几名镇干部来宾馆,安抚他们。

“区劳动局的领导来了吗?”刘建中的老婆问。

“还要一会,是镇里的劳保站长。”我说。

“上了你们的‘当了,我们还以为是区里的劳动局来呢。不然,我们绝不会等的。”刘建中的老婆极不高兴,情绪很激动,大喊大叫说我骗他们。

“我早就告诉你是镇里劳保站的人,这个我有必要骗你吗?再说,无论区劳动局还是镇劳保站,都得按政策计算赔偿金额。”面对她的无理取闹,我心平气和地耐心解释。

下午14点钟,劳保站站长李和平和安监站长何钧成来了。“我们按政策来计算,一是优抚补助;二是……”李和平给他们讲计算方法。

“是按工伤算吗?”一个家属问,这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当然是按工伤算。”李和平肯定地说。

“李站长讲的话我争都不争,符合政策。”刘建中他们不再嫌李和平是镇里的干部了。

“我来之前,特意向区劳动局仲裁股的人咨询了一下,他们经验足。”李和平告诉家属。

“你的经验也蛮丰富。”刘建中开始称赞起李和平来。

李和平又到场方这一边,向他们解说《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没有赚到很多钱,死者家乡的片石场电打死一个人才赔偿9.8万元,他们让赔那么多,总不能要我们去偷去抢吧。”一个股东说。

“中国这么大,总是有高有低。”李和平解释说。

下午14点30分,在老家休假的镇政法书记李鹏飞赶过来了。

“既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把善后的事情处理好,一次谈不好,二次再谈。不过天气比较热,死者还是入土为安,看是不是片石场先拿一部分钱,把遗体送回去,然后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李鹏飞以商量的语气说。

“我来说一句,首先感谢李鹏飞书记休假之中赶来处理这件事,但是这个遗体还是等处理好拿到钱再动。”刘建中说。

无疑,家属以此为要挟。

赔偿金额算出来了:144690元(因工死亡补助由三块组成:一是丧葬补助金,二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三是供养亲属抚恤金。死者的儿女均已成年,只有一个老母亲需要供养)。

刘建中等家属提出:“我们来了30个人,每人每天50元的误工费,从昨晚到现在算2天,就是3000元,还有交通费1800元,住宿费4800元,精神损失费40000元。”

“精神损失费要的比较高,场方的工作比较难做。”李鹏飞书记解释道。

“那至少20000元。”家属说。

我们来到场方老板的房间,股东们个个无精打采,李鹏飞书记把家属的想法转告他们。

他们认为,2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太高了,在我们的劝说下,勉强接受。但老板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吉利的数字,16700元,7就是“切”的意思,从此把这不吉利的事情像用刀切掉,不再发生。

因为此数字仅比家属的要求少3000多元,我们估计事情会得到解决了。

可是来到311房间后,家属的反应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现在就要28 万元,少一分都不行!”一位家属对我们大发脾气。

死者的姐姐情绪极为激动,桌子拍得啪啪响,高声大叫:“哪一个地方死一个人,只赔10多万元?”

“你们这样闹,我们的工作不是白做了。”李鹏飞书记无奈地说。

“我们要到市里去咨询,看到底怎么算。”一个家属说,话语中透出明显不信任我们的语气。

“你们可以先到市里去咨询一下,看这个赔偿是不是合理,你们是不是吃了亏。”

“你们咨询好以后通知我们,我们过来。”李鹏飞书记说。

“不处理好,尸体就不运走。反正尸体是臭在你们镇里,又不影响我们乡里。”在乡政府工作多年的刘建中知道政府的软肋在哪里,向我们施压。

晚上:继续协商

傍晚18点32分,我接到邓拾金书记的电话:“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把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

“给场方再做做工作,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万~2万元钱,毕竟人家‘去了1个人,我也找双方的人做做工作,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事情处理好。”邓拾金书记说。

吃过饭后,我们没有马上去宾馆,而是让场方直接与家属协商,我们在后面了解动态,给老板方做工作。

晚上20点57分。何股东几人来到镇政府。

“我们现在还没有吃饭,也吃不进去。”灯光下,何股东显得很疲惫。“我们还是高姿态点,19.5万元算了。”

“家属那边同意了吗?”李鹏飞书记问。

“差不多。”

谁知不一会,留在宾馆的一个股东打电话说,家属一定要20万元。

“20万元他们要再不同意,我就走人了。”何股东的语气好无奈。

我们劝他不要在乎这一点钱,把问题处理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董事长也讲了,多出几万元没关系,不要让乡镇领导为难。”何股东说。

我们知道,邓拾金书记给水泥厂的董事长做通了工作,不然,何股东他们思想很难转变的。当然,也做通了家属的工作,家属作了让步,不再坚持要28 万元。

“我们有一个股东没来,他说不要股份了,钱也不出了,还得靠镇政府把他的钱催来。”

“马上安排干部去催。”李鹏飞书记说。

镇劳保站站长李和平拟写赔偿协议书,以便双方签字留作证明。

晚上21点37分,我们带着打印好的《赔偿协议书》来到宾馆,谁知家属又提出一个新要求。

“20万元,但是棺材钱、运(尸)费在外。”死者的儿子说。

“又要刁难,不是赔20万了吗?”一个股东发脾气地走了出去。

这下可不得了,捅了马蜂窝了。

“喊他来给我下跪,我们不处理了!”刘建中歇斯底里地喊叫。

“走,你们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年轻的家属火上浇油。

本来即将处理好的事情又起了波折,我们镇干部看着眼前的情况很着急,便赶紧给双方做工作,劝说场方加上3000元棺材钱,运尸费也由他们负责,这才把局势挽回来了。因为钱一下子难以全部凑齐,只能先付3万元,剩下的由镇政府担保第二天全部到位。

晚上23点40分,双方终于谈拢。但是因为钱没有全部到位,家属不愿签协议。我们担心第二天会节外生枝。

5月3日:尘埃落定

5月3日中午12點,李鹏飞书记等人到熙敦宾馆监督交款,并督促他们签协议书。

下午14点57分,我接到刘建中的电话,他威胁地说:“车(殡仪馆运尸体的车辆)还没有到,他们出了钱就不管了。车再不来我们就走了,尸体你们给运回去。”

“刘老板呀,车从城里来,总需要一段时间,现在又在修路,说不定堵车了,你再耐心地等一下,我这边再催催。”我劝说他。然后赶紧给李鹏飞书记打电话催车来,别在节骨眼上再出问题。

15点15分,我打电话问刘建中,他说:“车子到了,感谢你们镇干部,感谢镇党委政府。”

事情终于尘埃落定,可这个过程是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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