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素 素
大连建城史，始于燕。
大连设治史，始于汉。
汉以前，中原文化对东北有两次重量级输入，一次是箕子东迁，一次是燕国东扩。
箕子东迁，走的是陆路而不是水路，大连地处半岛一隅，殷商大族们负笈的经典，未在这里打开一页。
燕国东扩，因置辽东郡，大连为燕管辖。貊与燕数十年混血，青丘之野，尽染华夏。
然而，燕扩辽东，以及短暂的秦国一统，都只是大戏演出前的垫场。千呼万唤中，帷幕拉开，真正的主角是汉。滴水穿石，功在不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终将夷地耕成汉土。
公元前1046年，一场牧野之战，商朝顷刻化为乌有。商亡，周武王将其弟召公奭封于燕。燕是商朝一个侯国，侯是世袭的，也是有名有姓的。变成召公奭封地之后，国名仍叫燕，却换了姬姓。
这只姬姓的燕在北方飞了800多年，有700多年飞得战战兢兢，因为南有齐国，一直对它虎视眈眈；
北有东胡，时不时就来一场袭扰。飞得这么窝囊，连老邻居齐桓公都看不过眼，主动放弃对手思维，出兵助燕，伐山戎，打令支，斩孤竹。收兵南归之时，齐桓公居然还大大方方割了一块国土给燕。
幸好有了一个燕昭王，国运总算开始向好。
公元前284年至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派大将秦开北袭东胡，使“东胡却千余里”，接着东击箕氏朝鲜，又“取地二千里”。
公元前300年，燕昭王作出两个大动作，一是设郡置官，以加强政治管理；
二是修筑长城，以加强军事防御。《史记·匈奴列传》载：
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正是闪电般的北破东胡、东击朝鲜、建长城、置五郡、开疆拓土之举，让辽东第一次被来自中原的燕纳入版图。
郡是二级政权，治所设在襄平，也就是今天的辽阳。郡对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管。但有记载说，燕在辽东、辽西两郡曾设二十九个县，究竟在大连境内设了几个县，叫什么名字，却未见确切记载。
燕已今非昔比，一下子多了五个郡，翅膀顿时就硬了起来，一时竟出现“士争趋燕”之盛况，更有大量燕民从蓟地迁入辽东。千古夷氛，遂为华风所覆。
燕的国力自此大增，尤其是黄渤沿海盛产鱼盐，简直给燕打了鸡血，助它走出了一条“以盐兴邦”的崛起之路。《史记·货殖列传》载：
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
比《史记》更早的《管子·地数》载：
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可以当武王之数。
辽东之煮，就是煮海水取盐。早在青铜时代，大嘴子先民就曾在大连湾岸边用海水煮盐，这个传承有序的地方产业，让燕变成一匹黑马，以辽东之煮当主打商品，去和中原诸国作交易，看得近邻齐国直眼馋。最后，一直气虚血亏的燕，缺席了春秋五霸的燕，竟凭鱼盐之利，一跃登上战国七雄榜。
战国始于公元前475年，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燕据辽东始于公元前300年，亡于公元前222年。就是说，大连被燕管辖的78年，属于战国的中后期。
因为是战国，大连不只是燕的经济后盾，比经济后盾更不一般的角色，在于大连是燕的海防前沿，军事要冲。正因为如此，大连建城的历史始于燕，准确地说，始于战国，大连在这一时期所建的城，都叫战国城。
战国中期，大连过了一段安宁日子。战国后期，秦在中原每灭一国，燕就吓出一身冷汗，于是在半岛南部紧要处大兴土木，或建管控舟楫往来的关城，或建扼守海防岸线的城堡。
这些关城或城堡，都是普通的土夯，其实是一种急就章。战争风云已在不远处升腾，刀兵未逼近时，它们是城，烽烟一燃，便是防御工事。
《大连通史》载：
大连地区发现的战国城址主要有牧羊城、黄空亮子城、张店城等。这些城都是始建于战国后期，西汉甚至东汉仍然沿用。
牧羊城建在将军山下羊头洼岸边，它是辽东半岛南部第一座海防城堡，也是战国城代表作。
将军山在老铁山西北麓，面向渤海。处在自由迁徙期的古代先民，已经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摸索了几千年，因为船小桨陋，他们对海溜子、风向、气候了如指掌，于是发现渤海是内陆海，又有将军山挡着南来的风，认为山下的羊头洼最适合当码头。当越来越多的船聚集在羊头洼，替它们遮寒挡风的将军山，便在秦汉以前最早有文字记载。为其取名者，或许就是在羊头洼岸边建牧羊城的燕人。
羊头洼之名，来自一个用羊头祭海的传说。这个民间传说，不知始于何时，因为在秦汉以前的文字记载里，只见将军山，不见羊头洼。然而，无论它何时有名，将军山和羊头洼是亘古就在的。
比较起来，自然是牧羊城来得晚，叫这个名字，与羊头洼传说有关，祭海者先是向海里抛真羊头，后来改用木刻的羊头，因而牧羊城还有一个土名，“木羊城”。直到现在，仍有人两个名字混着叫。建城之初，燕人或许给它取过什么名字，或许还未来得及有个名字，就已在战火中与守城燕军同归于尽。
事实证明，再强的燕，敌不过更强的秦。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在关中平原升帐宣令，正式开始了灭六国之战。3年后，就发生了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燕太子丹派侠客荆轲去咸阳献图，图穷匕首现。
正是荆轲的自杀式袭击，惹得秦始皇怒而起兵，派王翦挥师东来。燕王喜和太子丹爷儿俩惊恐万状，急率宗族和衰兵退到辽东，苟延一个国的残喘。4年后，公元前222年，秦为刀俎，燕为鱼肉，历史给失败者画上了句号。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烽烟四起时，青丘旧墟，燕国城堡，皆成断壁残垣。战国城代表作牧羊城，也墙破门坏，狼藉无形。
但是，倒塌的牧羊城，据说曾在秦代重新站立起来。干这个好事的是徐福船队滞留在半岛的能工巧匠们。
《大连通史》载：
秦始皇统治时期，曾派遣方士徐福征三千男女并五谷百工，及大批航海物资，由山东琅琊港入海，沿庙岛群岛驶抵旅顺（时称沓津）补充饮水和食物，再沿黄海近岸、朝鲜西海岸，最终抵达日本列岛之新宫町熊野滩并留居日本。徐福船队停泊旅顺期间，有数十人因病晕卧船不能继续随航而留居大连地区，其中不乏能工巧匠。
但也有人说，牧羊城重建于汉代。辽东“地逴远”，秦始皇父子两代的东巡，皆驻跸于辽东湾岸边的碣石宫，他们最多朝辽东半岛方向瞄了几眼。再说，即使那些留下来的能工巧匠真这么做了，秦国只有15年，在大连几乎没什么存在感，那几十个秦人很快就被编入汉籍，重建后的牧羊城，就应该算汉城。说到底，汉代伟大，汉城也伟大。
两汉之世，大连享受和平的时间最长，牧羊城所在位置重要，把它修得多么漂亮都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它在将军山下的羊头洼，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个最有名的避风港，东汉末年来辽东避乱的齐鲁名士，三国东吴北上勾搭公孙氏的船队和使臣，隋唐征讨高句丽的水路大军，宋金结海上之盟的间谍说客，明代剿元抗倭的镇边将军，都把这里当作必泊之岸，必驻之所。
然而，它最终还是成了废墟。有人说，牧羊城被彻底弃用，应该在明末清初。弃用不等于消失，在清初的《盛京通志》里，仍可看出它的绰约姿影：
牧羊城，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周围二百五十步，门一。
牧羊城在金州城西南，能被描述得这么清楚，说明它仍是完整的一座城，因为它是大连战国史不可忽略的一个地标，清代的志书必须给它记上重重一笔。
如今的牧羊城，城址还在，一块碑石，伴着几段夯筑的土墙和城基。不知有多少次走近它，每次都以为穿越到了战国，明明是庄稼叶子在窸窣，却觉得那是战国守城者的窃窃私语。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初登大位，就作了一个关乎辽东命运的顶层设计：“筑城廊，立边堡，移民实边。”
朝廷的执行方式，就是号令齐鲁燕赵子民去辽东垦殖，凡响应者，不但赐给衣物、粮食、种子、牲畜、工具，还派官军一路护送前往。为招徕更多的响应者，朝廷甚至专出一策，对平民小吏加官进爵迁徙，对罪犯歹徒实行减刑迁徙，以至于每筑一座城廓，都迁徙千户以上。
对于辽东，人口就是一切。大连更是如此，因为这里到处都是燕秦之战留下的荒芜和凄凉，死去的人已成旧鬼，活着的人全部跑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彼时的大连，就是这样的惨象。
移民实边，其实是一场治愈。大连一扫往日的苍白和死寂，战国的牧羊城，已然改头换面，将军山下的羊头洼，日夜迎接着返城者，以及蜂拥而至的迁民。
公元前110年，辽东形势一片大好，睥睨天下的汉武帝便在秦始皇东临碣石一百多年后，开始了他此生第一次东巡之旅。然而，天时地利作美，人却不和。汉武帝在辽东前脚走，后脚就出事了。
公元前109年，卫氏朝鲜右渠王杀了西汉辽东都尉。更恶劣的是，在此之前，卫氏已阻断真番、辰国与西汉海上通使之路60年。两件事攒在一起，那就算总账吧。于是，第一次东巡之后的汉武帝，发起了中原王朝历史上第一次大军东征。
当年秋季，汉武帝发兵五万，派楼船将军杨仆率一支水军，从山东半岛登莱入海，派左将军荀彘率一支陆军，自辽东南下渡鸭绿江，两面夹击卫氏朝鲜。
杨仆的水路大军，曾在辽东半岛登陆短暂休整，大连境内的将军山和三山浦，便是汉军兵马粮秣囤驻地。待养足精神、装备充盈之后，水路汉军即升帆鸣鼓，铿锵东行，直捣卫氏朝鲜老巢。
卫氏被伐，完全是罪有应得。燕将卫满原是卢绾部下，两个人背叛汉室，恐遭汉高祖追杀，卢绾北逃匈奴，卫满东遁朝鲜。箕氏朝鲜第四十代王叫箕准，他不忍看卫满落魄，好心赠地封官，却养了个白眼狼，900年箕氏江山，竟被卫氏朝鲜一朝取代。正因为有了这个资本，卫满便开始与中原的汉朝叫板，他也不看看汉武帝是谁。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之战，水陆两支汉军，联手打了一年。结局是汉军攻陷卫氏朝鲜都城，右渠王被部下所杀，存在了90年的卫氏朝鲜，飘成了汉代的一粒灰。
一吐块垒的汉武帝，随后就在卫氏朝鲜旧地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三国志·魏书·东沃沮传》载：
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
当被卫氏阻断了60年的通使之路重新打开，汉武帝也因此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次由中原皇帝下令、开通第一条海上国际航线。
就是说，在此之前也有航线，但它不是中原皇帝钦准的，而是民间自发的，历史遗留的。性质不同，这是朝与野之分，今与昨之分。汉家史官当然不会偷懒，一定要把此功记给汉武帝。
在这条航线上，大连虽然既不是始发港，也不是终点站，然而雨露均沾，兴高采烈，消沉了那么久的半岛港湾，终又重现往日的喧响。
公元前107年，收拾完了卫氏朝鲜，汉武帝便把目光内收，正式置郡设县。有个说法，辽东郡，始于燕，定于秦，臻于汉。辽东郡所跨疆域，北起“辽东故塞”，与夫余、秽貊为邻；
南至辽东半岛，隔海与山东半岛齐郡呼应；
西至医巫闾山，与辽西郡接壤；
东至鸭绿江以东，与乐浪郡相毗。虽只一郡之地，却广袤无边。
《前汉书·地理志》载：
辽东郡，秦置：属幽州，县十八。
辽东十八县，大连有二：文和沓氏。这是大连最早的县治，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可见的白纸黑字。就是说，大连的面孔由模糊变清晰，以前是被郡宏观地管，之后是被县微观地管。这种由二级下沉至三级的管，这种来到家门口的管，让大连走到一个陌生的历史关口，大连也将开始一个簇新的历史叙事。
两县方位，文县在北，沓氏县在南。两县名字，因水而得。文县治所前有一条汶水，流入西南方向的复州湾；
沓氏县治所前有一条平阳河，流入西南方向的普兰店湾。复州湾和普兰店湾，都属于诞生于第三纪的渤海。
门前有河，不远处有海，两县五行都不缺水。史书对沓氏阐释尤多。许慎《说文解字》云：“辽东有沓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汉书》应劭注云：“氏，水也。”
沓为多，氏为水，沓与氏连在一起，就是很多的水。也是因为，沓氏县在半岛南部，三面环水，水岂止是多，而是太多。
两县治所，沿用燕时旧城，也就是战国城。汉代那么长，虽然没挪地方，但一定搞了不知多少次旧城改造。今人对两县治所地址的确认，却费了不少周折，各路史志专家像认祖寻亲一样，遍地去找它们依稀杳然的影子。最后尘埃落定，沓氏县遗址，是现在的张店汉城，也就是前面说的，靠近普兰店湾；
文县遗址，是现在的陈屯汉城，即前面说的，靠近复州湾。沓氏对张店，文县对陈屯，名字有古有今，令人时空难辨，听着也拧巴。但，这是考古惯例，只能以今名称之。
沓氏在张店，依据是这里有隐约可见的城垣，而且是大城里面套着小城。据说小城为后来的辽金所建，主要用于屯军。另外，这里出土了“千秋万岁”瓦当，一对“马蹄金”，一方“临秽丞”封泥。后者与平壤城出土的“沓丞之印”成为一种互证，说明两个城之间，乃至两个半岛之间，曾有过相当正式的官方往来。
文县在陈屯，一是城址在大连北境，与张店拉开了必要距离，二是城的规制巨大，出土文物也多，城的四周，还环绕着近两百座汉墓。只有一个解释，此乃文县之所在。
两县之外，还有乡邑。据记载，文、沓两县，时有乡邑51座。有些乡邑也是城，只是比县城小些。在漫长的汉代，在僻远的半岛，它们的存在，是对县城的烘托，最初是星散的种子，后来是葳蕤的绿荫。
文、沓两县，都是大连的子城，如果非要认定一个母城，肯定不是文县，而是沓氏县。因为大连现在的主城区，在汉代的沓氏县境内。沓氏，也可以说是大连的乳名。
沓氏县沿海有许多港湾，近海有许多岛屿。在汉代记载里，这些港湾和岛屿有一个泛称，港湾都叫“沓津”，岛屿都叫“沓渚”。津和渚像一群孩子，沓氏是它们的爹，都得跟着姓沓。
最有名的沓津，非羊头洼莫属。不管羊头洼在汉以前和汉以后叫什么，它在汉代的名字，就叫沓津。牧羊城也一样，不管汉以前和汉以后叫什么，它在汉代的沓津岸边，它的名字叫沓津城。
有汉一代，羊头洼是最有故事的沓津，牧羊城是最有故事的沓津城，因为光芒太强，它们把别的沓津和沓津城都给屏蔽了。
论行政级别，沓津城无法跟两座县城比；
论战略地位，两座县城得给沓津城让地方。那些数不清的铜镞，说明沓津城一直具有军事防御性质；
那些“长乐未央”瓦当，说明沓津城与中原关系很密切；
那些与身份有关的物件，诸如“武库中丞”封泥、“河阳令印”、“侯贺私印”之类，说明沓津城的影响力仅次于老上级沓氏县。
沓津城最显山露水的一次，借了汉武帝灭卫氏朝鲜的光，一块武库中丞封泥，还原了那场浩大的登陆行动。
封泥是把印章盖在干燥坚硬的泥团上，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就成了阳文。武库中丞是个武官，在朝中专管兵器和军备，他的封泥遗落在沓津城，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曾随军来到前线，兵器运到岸上之后，他亲自钤印封泥，再向下发送；
二是他本人没到前线，封泥是他在后方兵库钤印过的。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那场大征讨中，楼船将军杨仆所率的五万水路大军，曾在沓津登岸补给，岸上的沓津城，曾是储运军械物资的中转站。
沓氏，沓津，沓渚。呈现的意象，就是很多的水，很多的湾，很多的岛。纷至沓来，泱泱如阵。
但是，查看汉代遗存，又有太多缺憾。文、沓两县，存续了那么多年，一任一任来了那么多县官，却没能给后世留下一本哪怕很薄的县志，留下几页哪怕只言片语的记事。否则，不知会有多少惊世骇俗的奇闻，多少悲欢离合的际遇，从那些发黄的故纸堆里鱼贯而出。
渤海岸边有个金州湾。湾南岸有个地方叫营城子。
羊头洼在汉代有名，是因为海边有一座战国城，金州湾在汉代应该也很有名，因为海边有一片神秘的汉墓。回到汉代，金州湾跟羊头洼一样，也叫沓津。
其实，汉墓是果，是盖棺定论，它们所在的沓津是因，是背景和缘起。所以，看汉墓的时候，我常常走神。因为在汉代，半岛南部不止金州湾一个沓津，而是一个连一个的沓津，如果没有这么多沓津，就不会有这么多汉墓。而所有的沓津，都串在古人开辟的航线上。
《大连港史》载：
从距今5000年左右起，大连原始的海上航行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山东的庙岛群岛，并以庙岛群岛为中介进而延伸到山东北部沿海地区；
到距今约4000年左右，大连与山东烟台地区的海上航线已相当成熟。
5000年左右，正是大汶口文化与辽东半岛相互走动的蜜月期；
4000年左右，正是龙山文化与辽东半岛你来我往的好时光。因为两个半岛隔海相望，古人走向彼此的方式，唯有“循海岸水行”，却在不经意间，在海上蹚出了一条看似无痕的古道。
行驶在古道上的大汶口人和龙山人，不但在船舱里装着各种谷物，还装着煮食谷物的陶器。行驶在古道上的小珠山人和郭家村人，不但用岫玉打磨出精致的玉斧，还让那些圆润的玉玦、玉珮、玉环戴在了大汶口人和龙山人的颈上。
4000年前，在行驶于这条古道的船上，坐着一个国王。他是中国第一个野马驯养师，第一辆马车发明者和制造者，也是第一个载入辽东半岛史籍的真实人物。《大连通史》载：
先商第三代王相土从今辽东一带移居河南商丘，因怀恋故土，往返于辽豫之间，开辟了今蓬莱至大连航线，使大连与山东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繁。约公元前十七世纪，商汤灭夏。至帝辛（纣）时期，大连地区社会已由地区性组织转化为方国。
商初有相土，将商族版图东扩到渤海两岸。商末有纣王，亲自葬送500多年江山。但是，相土开辟的这条海上航线还在，且一直畅通无阻。
3000多年前，青丘已经由部落而升为方国，青丘国主要去洛阳参加成王之会，应该就是沿着相土当年开辟的航线，往返于辽豫之间的吧？
春秋之世，这条海上航线已然具有了政商交织的色彩。《史记·货殖列传》载：
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由此可见，燕国东扩，不只是疆域扩大了，海外贸易也赚大发了。燕币明刀，成了硬通货，从燕地蓟都，到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北部，各地都有出土。有钱的地方，就有人在走动，有商品在流动。更重要的是，海上有船在开动。
秦灭燕之后，这条海上航线便被秦人接管。证据也是钱，在平壤附近，出土过罕见的秦半两。别看秦的历史短，秦币却走得很远。
然而，经商这件事儿，秦和燕都不是齐国的对手。据记载，5300年前，大汶口人就织出了丝绸。至春秋时代，齐国人织出了“齐纨”，鲁国则织出了“鲁缟”。齐国和鲁国有仇，管仲就给齐桓公出了个主意，用齐纨跟鲁缟打贸易战，结果把鲁国打败了。那么多过剩的齐纨和鲁缟，不知道装没装在商船里，循海岸水行，去异地他乡找买家。
《管子·轻重》载：
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毤服而以为币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
文皮，即虎豹之皮。听齐相管仲的口气，有点仗势逼迫的意思，如果这两个国家不前来朝拜，就得用天下皆视之为宝物的皮张和皮服来交换。连接着三个半岛的渤海和黄海，已然被齐老大借贸易之名，行朝贡之实。有朝贡，就得有封赏，发和朝鲜贡的是文皮，齐国赏的大概就是齐纨吧？
汉代的骄傲，就是它让这条海上航线更加繁忙。
彼时，已有三条固定的水路穿过沓津：一条是航至辽东半岛之后，或登陆北行，或沿渤海岸北上；
另一条也是航至辽东半岛，补给之后，沿渤海岸上溯辽河，再入太子河，直至辽东郡所在地辽阳；
还有一条是航至辽东半岛，然后沿黄海岸北行，入鸭绿江口，再转至辽东或朝鲜半岛。
除此之外，从长江口至辽东半岛，也是一条涌动了数千年的海路，且在汉魏之际达到了鼎盛。《三国志·吴主传》载，嘉禾元年：
三月，遗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远处江陵的孙吴为了牵制曹魏，经常通过海路与辽东公孙氏勾结，公孙氏则遣使“称藩于权”。吴军每次北上，驻泊地就是沓津。据同书载，嘉禾二年：
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暂且不论公孙和孙吴两家的关系，光是将兵万人、九锡备物的壮观场面，就给我一种眩晕感。如此多的人，重舳巨帆，乘海齐发，航行于如此漫长的千里水道，在中国航海交通史是开篇，在亚洲和世界交通史也罕有。
不管哪一条水路，必经半岛南部的沓津，而且，几乎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走渤海岸的船多，走黄海岸的少。于是渤海一边不只人烟村落稠密，墓地也稠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营城子地下，会有大连乃至东北最大一片汉墓群。
有人说，这里叫营城子，一定是先有城，后有墓，城在中央，墓在四周，一般都是这个逻辑。而且，有这么多汉墓埋在这里，那个城一定很大。有人甚至认为，那个很大的城，极有可能是沓氏县城。于是，人们就在营城子附近寻找那个大城，城没找见，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汉墓。
汉代是大连有史以来第一个盛世。营城子汉墓是埋在地下的汉朝，埋在地下的繁华，可以说，它是盛世背书，也是盛世注脚。
上世纪20年代末，施工者在营城子挖出了一座东汉大墓。
首先，它是一座砖式墓。汉以前，大连土著多以石为墓，诸如积石冢、石棺墓、石盖墓、石棚等等，可谓遍地都是。以砖砌墓，显然是中原传统，等于修改了大连原住民的葬俗。据记载，大连早在西汉就有砖窑，制砖技术，各种纹饰肌理，可与中原媲美。东汉再后，墓砖上的羽状纹、菱形纹、混合纹，更是精致得无以复加。
其次，墓穴的结构奇特，据说在国内属于仅见。整个墓穴有主室、套室、侧室之分，墓顶是曲面球形的穹隆拱式，主室与套室呈上下两层穹隆顶，如此造型，不只是空间上有一种玄妙，建筑工艺也复杂到家了。记得，第一次走进墓穴参观，我曾在心里轻叹了一声，给逝者造一座墓肯下这等功夫，那么生者居住的屋宇又该怎样轩敞？
最后，就是壁画。墓大，室多，画便不止一幅。亮点在主室北壁，画面上的墓主是个中年男子，头戴一顶三山冠，身着一袭汉式长袍，腰佩一柄长剑，脚踏一团祥云，正目光从容地注视着远方。在他前面，有一个戴方巾、持羽扇的方士。在方士前面，还有一个手持赤草、脚踏云端的羽人，方士和羽人，各以不同手势，为墓主作引领状。画面上下，还有更多内容，上方是传说中的朱雀和苍龙，下方则是家眷祭拜送别情景。总体来看，就是一幅典型的中国人都能看懂的“升天图”，只不过达官显贵死了，画在墓壁上，平民百姓死了，画在棺椁上。
升天图是司空见惯的题材，让人高看的是绘画技巧。据说，此作出自民间画师之手，画风却代表着汉代绘画的一个重要流派，构图层次清晰，人物形态生动，线条自如流畅，墨线勾勒，略加一点朱色，整个画面就呼之欲出了。于是，有专家经过研究认为，它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代表性作品，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一席。民间有高手，此话看来也适用于东汉。
本世纪初一个秋天，营城子又因为施工而成了汉墓发掘场。彼时，我正给一部大连历史纪录片撰稿，那天正跟着摄像去拍营城子汉墓，现场专家告诉我，站在渤海岸边向营城子望去，凡是凸起的地方，下面就是汉墓，走在这里，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在了汉代的棺盖上。因为他们在这里一次性发现了一百八十多座汉墓，出土了两千多件文物。
这次考古最吸睛的，是一座刚刚打开的西汉大墓，里面居然有一条金质十龙带扣。看它的奢华程度，一百条爱马仕外加一百条LV都抵不过。扣面上，一条大龙和九条小龙腾空穿行于缭绕的云气之间，出没于浩瀚的天穹之上。在龙眼和龙脊上，缀满了圆形金粒，大者如粟米，小者如苋子。龙身是用金丝编结的，纤细如毫，浑然天成。边框和画面，更是镶嵌了无数菱形或水滴形的绿松石、红宝石……
对比起来，东汉大墓的壁画是平面的，西汉大墓的带扣是立体的。壁画是艺术，十龙带扣是工艺。壁画上的墓主，自非等闲之辈，然而系十龙带扣的墓主，已不能用非等闲之辈来称呼，而应该以显赫和神秘来命名。总之，买得起爱马仕和LV腰带的人有可能是土豪，把金龙戴在腰上的人只能是皇亲显贵。
也是，西汉之初，辽东曾是皇子刘建的封地。刘氏子孙曾在辽东做了63年燕王，除了燕王家的人，有谁敢以龙为饰，而且是那么多的龙呢？
其实，营城子已经挖掘出来的汉墓，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数不清的墓仍在营城子地下。
想当年，在汉武帝一声号令下蜂拥而至的那些实边迁民，有的是独自前来，有的是举家或举族而来，有的是倾邑或倾城而来。来了之后，就世世代代定居于此。
有生就有死，按照中原传统，聚族而居的每一家每一族，都会有一片属于本家本族的墓地。于是，墓与墓皆以血缘为纽带，家人越多，家族越大，墓地也就越广。而那些成片的墓，成组的墓，则在说明，那里面埋的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年龄消逝的生命，那些生命从生到死，从未离开这个半岛。
就是说，人烟的背后是墓地，墓地的背后是人烟。只不过，当汉代走到了最后，属于汉代的人烟和墓地，也一起作了告别。今天的人，只能从墓里的奢华或简素，去想象地上的丰盈或闲适。
而且，怎么想象，都不过分。
本土名士松斋先生曾作《大连赋》，在一段绵密的句子里，不但写到了许多人，也写到了许多事。赋曰：
汉武设沓文而人烟麕集，公孙自封侯而贤士纷登。栖止于三山兮，邴原避难；
始发于沓津兮，管宁北征。
邴原避难，管宁北征，说的是同一件事，在汉代大连，可谓一件文化盛事，它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大连，远播整个中原。
此事发生在东汉末年。平庸而可怜的汉献帝成了个摆设，天下已成三国四方之势，魏蜀吴三分中原，另外一分在辽东。
彼时，中原战乱不止，唯有公孙度治下的辽东独得安宁，于是燕、齐流民纷纷逃向辽东，齐鲁名士管宁、王烈、邴原、刘政、太史慈等，也夹杂在熙攘的人群中。
管王，既指管宁和王烈，亦指一众齐鲁名士。他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人都是管王。管王们在将军山下的沓津上岸，避乱栖身处也是半岛南部乡野，大连因此有了一个别称：管王之地。
齐鲁名士是一组群像。在他们当中，管宁无疑是一号人物。
他有两个特点：一是人长得帅，身高八尺，且留美髯；
二是出身高贵，管仲九世孙，政商细胞却未继承分毫，一生甘当隐士。
辽东侯公孙度自诩爱才，曾对管宁多次以官相诱，管宁一概婉拒，独自在山谷间结草庐而居。彼时，赴辽避乱者众，得知管宁住处，悉来与他为邻，主要是想当他的学生。如此，一方僻壤，蔚为村屯。
管宁隐居辽东的日常所为，写在《三国志·管宁传》里：
宁往见度，语惟经典，不及世事。还乃因山为庐，凿坏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
中国文人也是有福，入世有孔孟，出世有老庄，出与处、仕与隐，全看自己要什么。以至于，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成了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三种方式。
大隐最难，西汉有东方朔，魏晋有七贤，只不过前者游刃有余，后者未得善终。
中隐最安全，带头大哥是白居易。安史之乱，令唐代文人心灰意懒，白居易一边在朝里挂职上班，一边在市井弄园池侍花草，求个鱼和熊掌兼得。
小隐最彻底，比如管宁，青壮来，白首归，隐于辽东之野三十七年。
有人说，三国无圣贤，管宁称大儒。王夫之和钱穆却说，三国隐士，管宁是第一人。我自认为，后者对管宁的评价更公道，也更准确。中国不乏大儒，真正的隐士却并不多见。
正因为如此，我为半岛山水倍感自豪，这里曾是三国第一隐士的天堂。虽然不知道管宁所在的山、所居的庐，究竟在哪片沟谷，哪条河边，但我可以肯定，他在这里过得很自在，否则不会隐了那么久。
可以想象，寻常日子，送走了门徒学生，放下了诗经论语，他便走出洒满阳光的柴门小院，去看天上的云烟万状，去听树上的雀鸟百啭。内心的无限快意，便是有幸远离并拒绝了两种黑暗，一是战乱，二是官场。
据记载，管宁出走辽东，令曹操十分不解，忍着满肚子不高兴，给管宁下了个征召令，请他回去做官。只是这个令被公孙度儿子公孙康给截获了，管宁并没有看到，但以管宁的脾气，即使看到了，也不会听招呼。
有意思的是，公孙康当上辽东太守之后，本想让管宁辅佐自己，却终究不敢开口，可见在管宁的高傲里，藏着多么具有杀伤力的高冷。《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傅子》：
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将军太守为号，而内实有王心，卑己崇礼，欲官宁以自镇辅，而终莫敢发言，其敬惮如此。
管宁如此不近人情，却享受着公孙氏三世不变的尊崇。公孙氏们也够执着，给官不做，那就馈赠金银布帛。管宁自是不改清白，返回故里时，特地叫来一个可靠的人，让他帮忙把那些馈赠如数奉还给原主。
来时还是东汉，归时已是曹魏。第一代魏主曹丕学他老爹，力邀管宁入朝。同门好友华歆已做到三公，也几次推荐管宁，甚至愿将自己的太尉之职让给他。
管宁素看不起华歆，“割席之交”这个成语，就来自他们年轻时的一次翻脸。即使回到故里，管宁仍做他的隐土，任你是曹丕还是华歆，谁的面子都不给。
之后，太尉华歆故去，太仆桓范接着写《荐管宁表》《与管宁书》。管宁也只是出于礼貌，回书致谢，坚不出仕。
第二代魏主曹叡向先帝曹丕学习，曾写一篇《征管宁诏》，为了说动他，不惜甩出各种肉麻大词：
太中大夫管宁，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
出于对魏主的尊重，管宁连着写了《辞辟别驾文》《致明帝疏》。然后，“以礼发遣，宁复不至”。
241年，直到管宁生命最后时日，太仆陶丘一和中书侍郎王基还不死心，又向第三代魏主曹芳奉上《荐管宁书》。当朝臣以诏令行事，“安车蒲轮，束帛加玺”之礼来聘时，管宁刚刚在家里去世，享年84岁。
管宁隐居辽东的日常和装束，曾被《三国志·管宁传》用15个字画出一幅素描：
学行皆高，避乱辽东，常著皂帽，布襦袴。
管宁戴皂帽，与曹操有关。他三番两次派人来请管宁回去做官，甚至还派来了便衣武士，以死相逼。管宁故意设计了一款与众不同的高帽，然后找人帮忙制作。管宁本来就个子高大，头上又戴一顶高帽，使命在身的便衣武士，只好惶然退去。
就是说，管宁的皂帽，其实是高帽。直到现在，高帽这个词还常会被用到，却极少有人知道，始作俑者是管宁。
杜甫《严中丞枉驾见过》诗云：
扁舟不独如张翰，白帽还应似管宁。
刘克庄《题张元德著作春秋解二首》诗云：
笑我赭衣钳楚市，愧君白帽老辽东。
皂为白，管宁戴的皂帽却是黑。唐宋两位大粉丝竟统一口径，把黑说成了白。或许认为，白帽清高拔俗，与管宁这个人更搭。
一字不差的“辽东帽”，最早出自元代文天祥的《正气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我想，文天祥一定读过杜甫，读过刘克庄，但他偏不说白，而说冰雪。管宁的辽东帽，更加有了不可企及的美。而且从文天祥的《正气歌》开始，辽东帽就是管宁，管宁就是辽东帽。
辽东帽，自此成典。不但成了管宁个人的标识，也成了中国文人和隐士的代称。
王烈比管宁大17岁。也许因为，齐鲁名士群里，管宁最坚执，王烈最年长，故以“管王”并称。
魏书和后汉书，齐鲁诸名士几乎都有个人传略。《三国志·王烈传》载：
王烈通识达道，秉义不回。以颖川陈太丘为师，二子为友。时颖川荀慈明、贾伟节、李元礼、韩元长皆就陈君学，见烈器业过人，叹服所履，亦与相亲。由是英名著于海内。
传记内容很多，或许见古人如此不吝赞美，网络百科也给了他一个很高蹈的标签：三国风云人物。王烈要是活着，说不定要生气了。
其实，王烈与管宁，三观一致，学富五车，却淡名利，远官场，隐林泉，既是儒家信徒，亦有道家风骨。自避难辽东，日日是好日，与南山朝暮，与东篱朝暮，与园蔬朝暮，与村邻朝暮，与诗书朝暮，让自己真正活成了君子。
《三国志·王烈传》载：
会董卓作乱，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东域之人，奉之若君。
毕竟与西汉朝暮了那么多年，与东汉也朝暮了那么多年，辽东先民还是有眼光的，也是知伦理的，对来此避乱的齐鲁名士给了足够的尊重。而且，如公孙度这样的狂人，在王烈面前也表现得相当谦逊。《后汉书·王烈传》载：
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
公孙度自己是个野心家，想不到，被他另眼相看的王烈为了找个拒官的托辞，竟不惜以商人自污，只好随他的意。
曹操给管宁封官，也抓王烈不放，“闻烈高名”，便对其各种骚扰。王烈跟管宁一样，说破了嘴，亦“屡征不至”。
《后汉书·王烈传》载：
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烈全部心思，都在学问和操行，在教人易俗。所谓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说的就是他和这群齐鲁名士了。
218年，王烈病殁于辽南，终年78岁。本是齐鲁名士，却被后人称为“辽东名士”。也许因为，别的名士大都相继归里，只有他把辽东当成了首丘之地吧？
在管王之后，最有谈资的一个人是邴原。
他与管宁同乡，籍属北海郡朱墟。风华正茂时，曾与管宁、华歆友善，三人合称“一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后来人各有志，龙头去了官场，龙腹和龙尾，结伴共赴辽东。《三国志·邴原传》载：
宁、原俱以操尚称，度虚馆以候之。
公孙度对名士的开明和大度，给出的条件和待遇，放到现在也是凤毛麟角。邴原也不含糊，你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在《大连地区历代诗文一览表》里，收有东汉末年流传的一首民谣，作者佚名，题目是《辽东里老诵邴原》，录自现存的《古谣谚》：
邴君行仁，居邑无虎。邴君行廉，路树成社。
在大连，这是迄今所见最早记入史书的民谣，也是最早的分行文字。足见管王们在辽东设塾教课，已经初见成果，有人都可以写出这么有文字功夫的歌谣，而且是给知识分子唱赞歌。
不知民谣在前，还是《三国志·邴原传》在前。注引《邴原别传》载：
辽东多虎，原之邑落独无虎患。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辩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
原之邑落在大连，他在大连的名气，有点像现在的网红。当然，他原本就很红，在故里北海也有许多铁粉，而且他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说是避乱，其实日子过得并不寂寞：
一年中往返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
然而，当中原趋于安定，见名士们多回原籍，邴原也动摇了：
后原欲归故里，止于三山。
三山，今指大连湾出口处的三山岛，汉代泛指大连。西汉见称三山浦，楼船将军杨仆曾在这里储置军械。东汉称三山，应是三山浦另一个叫法。当年齐鲁名士们的隐居之所，三山是唯一有确切记载的地名。
邴原止于三山，与孔融有关。孔融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邴原避乱辽东，两人之间常有书信交流。因为中原仍在斗乱中，孔融劝邴原不要回去：
顷知来至，近在三山。诗不云乎，“来归自镐，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问榜人舟楫之劳，祸福动静告慰。乱阶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
邴原真就听了孔融的劝，“积十馀年，后乃遁还”。只能说，邴原是名士，但不是隐士，他来辽东，只为避乱。
离开三山，命运就此改变。曹操立即召邴原入幕，让他给儿子们当老师。邴原显然是后悔了，厌倦了，那么豪爽的一个人，竟至郁郁寡欢。时过不久，曹操征讨孙权，邴原随军出发，居然病殁于途中。
邴原离开三山的时候，不知是否征求过管宁的意见，只知管宁仍守在这里。而且，邴原死了，曹操还在。管宁去世时，魏主是曹操的曾孙。看起来，还是隐者寿。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成也公孙氏，败也公孙氏。
管王之地本是公孙氏成就的好事，且给公孙氏贴足了金，然而管王之地最后的悲剧，竟也由公孙氏一手造成。
管宁是最后一个离开辽东的。彼时，公孙度长子、第二代辽东侯公孙康已死，由其弟公孙恭嗣位。公孙恭有隐疾，不能生育，身体虚到不能问政。公孙渊是公孙康儿子，有跃跃夺位之势。管宁认为，这里已非净土，如果叔侄争权，辽东祸乱必起。于是打点行装，以魏主又有诏书为由，辞别了公孙氏。
果不出管宁所料，公孙渊踢开叔叔公孙恭，把个好端端的辽东葬送了。他一会儿投吴拒魏，一会儿附魏叛吴，最后彻底惹怒了第二代魏主曹叡。237年，曹叡派幽州刺史毌丘俭率兵屯驻辽东边界，再以玺书征公孙渊入朝。公孙渊知道是计，遂与魏决裂，两军战于辽遂，也就是今天的海城。因连遇大雨，魏军失利而返。
238年，曹叡又派太尉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再征辽东，虽又遇大雨，魏将纷纷要求迁营避水，太尉司马懿却号令三军：敢有言徙者斩！于是，魏军一直追到太子河，公孙渊及儿子公孙修悉被司马懿诛杀。襄平既破，司马懿遂掠人口三十万，收乐浪、带方二郡，将辽东之境尽收魏国。
此前，公孙渊“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吴主孙权居然不计前嫌，派将出兵，走海路北上驰援。然而，吴军在沓津登岸后，闻公孙渊父子已死，襄平城已破，七千守军正弃城向文、沓两县退却。吴军终于醒过神来，自知不是司马懿对手，却也不能吃亏，退兵登船之前，掳无数沓氏县男女青壮，走海路南还。
文、沓两县，人去地空。239年，辽东已收归魏国，将文县改称“汶县”，将沓氏县改称“东沓县”，县治迁至黄海岸的青云河口。
240年，鉴于侥幸逃生的大连百姓“渡海居齐郡界”，魏国又在齐郡设“新汶”、“南丰”两县，以安置文县籍居民；
在淄川设“新沓”，以安置沓氏籍居民。
《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载：
魏以齐郡立有新沓，故于辽东之沓加东以别之。
远在齐桓公时代，曾将大批齐国居民移徙辽东半岛，想不到900多年后，齐人后裔又以这样的方式反踪故里。因此，魏国称新沓县治所“故纵城”，齐郡父老则称“反踪城”。
新沓县旧址，在今天的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只有一座古城门，一截与城门相连的土城墙。据淄川县志记载，魏国当局不但为沓氏难民另置一县，还让沓氏官员主掌之。在那样的乱世，也是少有的一缕温情。
上一次是秦灭燕，这一次是魏灭公孙，都是兵燹之毁。浸润了几十年的管王之地，从此风华不再，再陷蛮荒。积聚了300多年的文、沓两县，更是一地鸡毛，七零八落。
仿佛是一种宿命，上自战国，下至明清，不论是改朝换代，还是两军相争，大连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一直在相似的轮回里周而复始。于是，好不容易播撒下去的种子，一场硝烟过后，即成一片焦土。后世复后世，只能无助且无奈地，在一次次毁掉之后，再一次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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