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一 雄，郝 丽 莎*，李 瑞
(1.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2.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文化与旅游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1]，近年来，不仅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明显体现出文化和旅游统筹、融合发展的导向[2]，学界也加大对文旅融合研究的关注。其中，文旅融合水平测度成为研究热点和难点，多数研究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规模与实力[3,4]、投入—产出水平[5,6]、要素—绩效水平[7,8]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两大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而采用耦合协调分析模型[3,4,6,7]、融合生产力模型[8]及Lotka-Volterra模型[9]等对两大产业发展水平的融合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然而，上述研究仅测度了一定区域内文化和旅游两大产业间的总体协调水平，特别是其经济收益方面的协调水平，未探触到文旅融合的内在机理。从本质内涵而言，文旅融合可被理解为通过合理开发、组织和呈现文化资源而形成一定形式的文化旅游业态和文化旅游产品，促进旅游活动的发展；
反之，旅游活动的发展又能促进文化资源被进一步理解、保护和发展，从而形成文化资源与旅游活动协同发展[10，11]。其中，文化旅游被看作是实现文旅融合的主要载体，因而在文化旅游发展中探究文旅融合机理，有利于实现文旅融合研究从产业层面向旅游活动层面、从融合水平测度向融合机理剖析深入。
在文化旅游中，游客通过旅游活动形成对旅游地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的感知与认同[12-14]，因此，可以认为文旅融合程度越深，游客对旅游地的文化感知与认同也越深。基于上述认识，已有学者基于游客感知考量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基于实地问卷调查、网络游记、博文、评论等数据获取游客感知[15,16]，或从中解析游客在文化旅游活动中感知到的问题[17]，或评价游客从中感知到的综合价值[15]及综合效益[18]，作为考量文化旅游中文旅融合水平的标准；
亦有学者从游客评论文本中将文化旅游解构为产品特征、环境氛围与感知价值三方面，综合测度旅游地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16]。然而，上述研究仅基于游客的主观感知测度文旅融合水平。一方面，受游客评论的表达能力、对旅游地文化要素的覆盖度及样本偏差等影响，游客评论反映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不准确性；
另一方面，游客感知与文化资源本体之间的差异才是衡量文旅融合水平的关键信息，该差异越小，表明游客对文化资源的感知越真实、完整，反映出文化资源开发水平和旅游活动组织水平越高，这正体现了文旅融合的本质内涵。因此，可从衡量客观的文化资源本体与主观的游客感知间协调程度的角度考量文旅融合水平。
古迹文化旅游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文化旅游活动类型，是实现区域历史文化与旅游发展相融合的重要载体。江苏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楚汉时期起，就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现拥有1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非遗项目等文化瑰宝，极具发展古迹文化旅游的资源优势和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巨大潜力。此外，江苏省内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形成了楚汉文化区、淮扬文化区、金陵文化区、吴文化区和苏东海洋文化区五大地域文化区[19，20]，古迹景观也各具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不同水平的历史积淀。因此，本文拟在构建古迹旅游景观三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测算江苏省各地市古迹旅游景观的三维发展水平及融合水平，进而考察江苏省古迹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文旅融合整体特征和不同融合类型，并探讨文旅融合机理，既有利于创新文旅融合水平的测度理论和方法，又有利于促进江苏省古迹文化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1.1 三维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借鉴陈宗海的旅游景观文化层次理论[21]构建文旅融合分析概念模型。其中，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底蕴映射为旅游景观的“意”维度，有形文化景观映射为旅游景观的“形”维度，而游客通过文化旅游形成的感知作为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的一种映像，则映射为旅游景观的“感”维度。社会文化底蕴是旅游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集中体现，是景观形式与神韵的源泉；
有形景观作为文化底蕴的重要承载物，也是文化旅游的主要吸引物和游客感知旅游地文化的主要媒介。相应地，文化旅游发展对地域文化底蕴和有形景观的保护与开发越充分、越合理，其向游客展示的旅游景观“意”和“形”就越丰富、越真实，游客对旅游景观的理解与认同就越深、人景交融度越高。由此可见，旅游景观的“意”“形”“感”3个维度的主客观融合状态反映了社会文化底蕴和有形景观在文化旅游中的融入度(图1)，故本文将对文化旅游的文旅融合水平测度转化为对旅游景观的三维融合度测度，据此构建江苏省古迹旅游景观的三维评价指标体系(表1，括弧内数字为权重)。
表1 古迹旅游景观三维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storic tourism landscape
图1 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文旅融合发展机理示意Fig.1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culture-tourism development
(1)“意”维度。由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内涵抽象，学者们通常将地域文化遗产作为考量地域文化的主要研究对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与开发潜力[22-24]以及区域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特色与旅游价值[25]、经济社会价值[26]等方面解析和评价区域社会文化底蕴。因此，为体现江苏省历史上作为东南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社会底蕴，本文选取在此执政或出生地、陵寝在此的帝王数量反映其古时的王权政治地位；
以古代人口、田赋(1)由于可获得的具有统一口径的人口和田赋数据集中在清代中前期，且江苏省现存的高等级有形景观也以明清时期为主，为保持意形对应性，本文采用《江苏省通志稿·民政志 礼俗志 度支志 货殖志》中“历代户口表”和“田赋表”所收录的各地清代中前期人口和田赋数据。和老字号的数量反映其古时的社会经济繁荣程度和农工商发展水平；
以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反映其古时民间生活风貌；
以古代科举状元和儒家名士数量反映其古时文化教育的昌盛水平；
以文学书画艺术人才反映其古时风雅文化的发展水平；
以各类宗教名人数量反映其古时宗教文化的昌盛水平。各类文化标志物的数量越多，表明地域文化底蕴越丰厚，越利于文化旅游的开发。
(2)“形”维度。对于有形景观，学者们多针对宫城、寺庙、石刻、历史文化街区等景观类型，从空间分布数量、规模、保护现状及艺术性[27-29]等方面考量其发展特征和水平。江苏现存各类古遗址、古建筑和石刻规模大、数量多、观赏价值高，是其有形古迹景观的突出优势，也是其古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物化表征。因此，本文以江苏境内始建于民国以前且已进行一定程度文化旅游开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文物局对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别，集中体现了文物的重大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因此，本文利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代表高等级有形景观。作为其高等级有形景观的代表，利用各类型景观数量反映景观的丰富度。景观的丰富度越高，表明古时相关领域的发展水平越高，且文物遗存与保护越完好，旅游开发价值越大。
(3)“感”维度。早期学者多通过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取游客感知[30，31]，但该方式在开展大中尺度区域、多旅游活动的评价时存在较大困难。在当前“互联网+”助推下的大众旅游时代，各类旅游网站为游客发表旅游评价提供了平台。已有研究表明，游客满意度与认同感呈显著正相关[12,32]，因而旅游网站的游客评价数据已被广泛用于游客感知研究，尤以“去哪儿”“携程”“百度”三大主流网站的游客评价使用最多[33-3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数据的质量、代表性和有效性。因此，本文综合“携程”“去哪儿”和“百度”三大平台的相关景观评价数据，以尽可能全面地获取游客感知数据。通过搜集整理三大平台上游客对江苏古迹旅游的评论文本可知，游客评论可被解构为对景观“意”“形”及旅游活动设计与组织三方面的评价(表2)，反映了游客的个人综合满意度[36,37]。在此基础上，游客会给出景观的综合评分，以量化其综合满意度，也能弥补部分游客无法采用准确、全面的文字表达自己旅游感知的缺憾，所有游客评分的均值即为该景观的总体综合评分，以此反映游客通过旅游活动对景点形成的总体感知。由于江苏省各地市的古迹景观数量差别较大，且各景观质量参差不齐，为消除极值影响，采用各地市所有景点评分的中位数乘以其在江苏省内的景点数量占比，得到游客对各市景点的平均满意度。
表2 游客评论文本示例Table 2 Samples of tourist comments
1.2 评价方法
1.2.1 综合发展水平计算 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表1)，将具有显著区域差异的指标作为高权重指标，以突出各地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进而根据式(1)计算旅游景观3个维度的发展水平指数，取值范围均为[0,1]。
(1)
式中：Rα为α维度的发展水平指数；
xαβ、wαβ分别为α维度第β个指标的极差归一化值和权重；
n为该维度下的指标总数。
1.2.2 融合度评价模型 耦合关系可反映两个及以上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的关联关系及发展结果[38]，古迹景观“意”“形”“感”3个维度间的融合关系亦可采用耦合度模型进行评价。借鉴已有研究[39，40]构建三维融合度评价模型，其中发展度T(式(2))衡量3个维度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度Q(式(3))衡量3个维度发展的协调水平，二者取值范围均为[0，1]。
T=γf(x)+δg(y)+εh(z)
(2)
(3)
式中：f(x)、g(y)与h(z)分别表示“意”“形”“感”3个维度发展水平指数的极差归一化值；
γ、δ、ε分别表示各维度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各维度同等重要，因此取值为1/3。
2.1 三维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格局
利用等间隔法将江苏省各地市古迹旅游景观的三维发展水平划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图2)。可以看出，江苏省古迹旅游景观的三维发展存在显著的南北差异，地域文化依赖特征显著，主要表现为苏南的金陵文化区和吴文化区三维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文化区。从各维度看：
图2 江苏省古迹旅游景观三维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布格局Fig.2 Region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ree-dimens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historic tourism landscape in Jiangsu Province
(1)“意”维度。主要形成吴文化区和金陵文化区两个发展中心，其在历史上长期具有突出的经济、文化发展优势，社会底蕴深厚(图3)。其中，吴文化区以苏州为中心，自宋代起就发展成为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全国性经济中心；
时至明清，苏州手工业发达、商贸流通业繁荣，又发展成为工商业大都会，一系列苏派技艺引领全国时尚之先；
进而，经济发展又促进了地区文化的繁荣，苏州文教鼎盛、才子辈出、士绅云集，是著名的状元之乡、学术中心和文学中心。金陵文化区以南京为中心，是江苏省内政治文化氛围最盛之地，南京作为六朝古都，亦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民间生活繁荣，自南朝起亦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相对而言，苏中的淮扬文化区凭运河之利兴盛于隋唐，至明清时期经济文化地位已有所下降；
苏北的楚汉文化区兴盛于两汉文明，而后的经济文化地位在江苏省内并不突出；
而苏东海洋文化区的大部分地区则因为成陆较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积淀相对薄弱。
注：以得分位列江苏省前25%的指标作为各市的优势指标，以后25%的指标作为劣势指标。图3 江苏省各地市意、形维度的优劣势指标Fig.3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indexes of connotation and form dimensions for each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2)“形”维度。江苏省有形古迹景观主要形成苏锡和南京两大富集中心，亦分别为吴文化区和金陵文化区的中心。其中，苏锡的有形景观类型多样，既是其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的历史载体，又反映出其景观保护与旅游开发水平较高；
而南京则尤以王权政治、生产生活和宗教文化景观见长，与其社会文化底蕴的主要特征相辅相成(图3)。此外，作为淮扬文化区中心的扬州，其有形景观水平虽然与两大中心相比较低，但在生产生活和文化、宗教景观方面亦具有一定优势(图3)，而淮扬文化区的外围地区以及楚汉文化区和苏东海洋文化区在多种有形景观的赋存与发展方面则普遍具有劣势(图3)，因而苏中、苏北和苏东的有形景观整体发展水平偏低。
(3)“感”维度。游客对江苏省古迹旅游景观的感知水平呈现苏锡、南京和扬州3个中、高值区，分别对应于吴文化区、金陵文化核心区和淮扬文化核心区，反映出三大文化区多元、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类型丰富、保存良好、开发合理的有形景观有利于游客形成深度文化感知和较高的满意度。反之，其他文化区的游客感知水平显著偏低。
总体上，江苏省古迹旅游景观三维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格局之间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亦具有一定的地域关联性和相似性，表明江苏省古迹文化旅游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文旅融合发展特征。其中，“形”与“感”维度的空间相似性最高，表明景观之“形”是吸引游客萌生感知的主要方面；
而“意”维度与“形”“感”的空间差异性较大，特别是“形”“感”维度的整体发展水平弱于“意”维度，表明旅游地尚缺乏适当、充足的有形景观以呈现地域文化底蕴，进而导致游客对“意”的感知偏弱。
2.2 融合类型的地域分异格局
以0.5为界值[7,40]，综合各地市的三维发展度和协调度，将其三维融合水平划分为高、中、低3类；
鉴于中融合型地市较多，且内部差异明显，因而可进一步根据其发展度差异划分为中等、中低和低发展度3个亚类(图4)。从各融合类型的地域分异格局(图5)看，总体上苏南的金陵文化区和吴文化区三维融合水平最高，苏中淮扬文化区和苏北楚汉文化区则分别以扬州和徐州为中心形成两个中融合区。
图4 各地市三维融合类型Fig.4 Three dimension integration types for each city
图5 融合类型分布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egration types
2.2.1 高融合型 高融合型地区的三维发展度与协调度均较高，包括苏州和南京两市，其在历史上一直是江苏的经济、文化双中心。苏州繁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促进了当时各类生产生活和文化场所的建设，以及相应景观和艺术品的营造，不仅在当时作为重要载体进一步促进了各类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亦为当今苏州古迹旅游留下了丰富的有形景观。因此，苏州的古迹旅游景观意形兼备，更易使游客对其形成理解与认同，实现人景交融。南京则凭借雄伟壮阔的宫殿、王府、城墙和帝王陵墓彰显其王权政治文化，林林总总的生产生活遗址和古建筑昭示着民间生产生活的繁荣，为数众多、宏伟庄严的庙宇、石刻烘托出宗教文化的昌盛。然而，南京现存的有形景观尚难以充分体现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表现为其景观之“形”的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意”，但现存景观的“意”“形”融合水平较高，亦使游客形成了较高的文化感知与认同。
2.2.2 中融合型 中融合型地区的三维发展度总体处于中低水平，但协调度较高，形成三维的中等融合发展态势。
(1)中等发展度亚类，包括无锡和扬州，均为历史上重要的东南经济文化中心。其中，虽然无锡古迹景观的“意”“形”整体发展水平中等，但王陵和古城景观有力诠释了其作为晋以前吴地政治中心的显赫地位，书院、园林景观则彰显了吴文化儒风雅韵的特质，提升了游客对景观文化的理解和感知。由于扬州遗存至今的有形古迹景观多以明清时的为主，不足以承载隋唐时期的高度繁华，因而扬州古迹景观的“意”与“形”存在一定差异，限制了二者的整体发展水平，但扬州以运河文化为魂，沿古运河形成了以古城遗址、各业店铺、园林大宅和多种宗教遗址为主体的有形古迹景观群，使游客凭古解意，于景中感悟千秋繁华，有利于形成较高的人景交融感。
(2)中低发展度亚类，包括常州、镇江和徐州，三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各具鲜明特色。其中，常州是明清重要的农工商业重镇和儒冠东南的文化中心(3)今常州、无锡两市的大部分地区在自隋至清末的大部分时间内属于同一府治。，镇江历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政治重镇，还是源远流长的道教发源地和佛教中国化重地，徐州则历为兵家必争之地、两汉文明发源地。然而，三市现存的有形景观类型和数量有限，特别是常州的文教类古迹匮乏，镇江的宗教类古迹在全省不具明显优势，而徐州的两汉王权政治景观亦非其优势景观，导致三市的景观之“形”发展水平低于“意”，并影响了游客对景观的感知。
(3)低发展度亚类，包括淮安、泰州、南通和连云港四市。泰州和淮安大部属于淮扬文化区的外围地区，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虽与扬州一脉相承，但总体水平偏低，而苏东海洋文化区的南通和连云港大部分地区成陆较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积淀相对薄弱。相应地，四市留存至今的有形景观丰富度和旅游开发度亦偏低，特别是泰州的宗教类古迹，淮安和连云港的文教文化类古迹，南通的生产生活类古迹，以及泰州、连云港、南通的政治类建筑，不利于游客对其古迹景观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2.2.3 低融合型 低融合型地区的三维发展度和协调度均低，包括盐城、宿迁两市。盐城历史上以屯垦和煮盐业为主，明清时期手工业始有发展，但留存至今的有形古迹偏少，对盐城的历史底蕴承载不足，也抑制了游客文化感知的形成;宿迁作为楚汉文化区的外围地区，虽然扼居运河要道，且农业有一定发展，但在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总体水平相对低于江苏其他地市，因而社会底蕴和有形景观均居劣势地位。
2.3 融合机理分析
综上所述，社会底蕴作为有形景观的经济基础、政治导向和文化内核，影响游客感知的总体水平，是文旅融合的根本基础；
各类有形景观作为社会底蕴的物化体现，让游客“观形达意”，是文旅融合的直接载体；
游客感知是游客通过文化旅游对景观“意”“形”本体形成的映像，有可能高于或低于本体，是文旅融合的体验形式(图6)。
图6 江苏省古迹旅游文旅融合发展机理Fig.6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cultural tourism of historic sites in Jiangsu Province
具体而言，社会文化底蕴的等级差异总体上决定了古迹旅游景观的三维融合类型差异，表现为江苏省内的中高融合型地市均为历史上的全国性或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中低融合型地市的总体发展水平明显偏低。从社会文化底蕴的形成机理而言，区域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其基础，支撑了区域社会生活和各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进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又传承为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或物化为各类有形景观，为当今古迹旅游景观的“意”“形”融合提供了根本基础。反之，历史上政治地位低、经济发展偏弱的区域，其形成的社会文化底蕴和相应的有形景观也相对薄弱或有欠缺，限制了区域古迹旅游景观的三维融合总体水平。
有形景观作为古迹文化旅游的直接对象，也是影响古迹景观三维融合水平的重要因素，其在历史上的形成和发展水平与区域社会文化底蕴高度相关，但其现有保护状况和旅游开发水平亦极大影响其在景观三维发展中的实际状态。例如，南京虽为六朝古都，但因曾被隋文帝荡平为田，此后又在南宋、明初、清末以及民国日军侵略中被多次破城洗劫，导致大量古迹湮灭，现存古迹景观之“形”远低于其“意”；
又如常州金坛三星村遗址、大运河徐州段以及镇江的宋元粮仓遗址等，或未有明确可行的文化旅游开发规划，或在不当开发中受到毁坏，亦导致三市的古迹景观“意”“形”失调。相应地，当今游客对上述四市古迹景观的感知水平仅介于景观“意”“形”发展水平之间，且更接近于“形”。
游客感知的形成水平除反映古迹景观“意”“形”的发展水平外，还与文化旅游活动的组织水平有关。例如，根据游客评论可知，扬州以运河文化为主线整合旅游线路、嵌入文化元素、组织文化活动，使“意”“形”相得益彰，放大了游客的体验和感知；
又如宿迁将龙王庙行宫旅游与皂河庙会紧密融合，其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并感染了游客，亦使其景观之“感”略高于“意”“形”。由此表明，文化旅游活动是实现景观“意”“形”向“感”维度映射的媒介和催化剂，符合本文利用三维融合水平衡量游客感知与文化资源本体之间差异，以反映文化旅游发展中文旅融合水平的理论假设。
本文提出从旅游景观的“意—形—感”三维融合测度视角衡量区域文化旅游文旅融合水平的理论假设，并以江苏省各地级市的古迹文化旅游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古迹旅游景观的三维发展水平及其协调(或差异)水平能反映出旅游地古迹文化旅游中的文旅融合水平，旅游景观的三维融合测度是剖析和衡量文旅融合的可行方法，江苏省各地市的古迹旅游景观三维发展格局总体上具有融合特征，即可认为江苏省古迹文化旅游整体上已呈现出文旅融合发展特征。其中，景观之“形”是激发游客感知的主要方面，但现存有形景观对社会底蕴承载不足，影响了游客对景观意蕴的感知。2)各地市的文旅融合水平存在显著的南北差异，与地域文化分区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其中，苏州和南京的文旅融合水平最高，扬州和无锡次之，再次为常州、镇江和徐州，其他城市的文旅融合水平偏低。3)文旅融合水平地域分异的根本原因是各地市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底蕴积淀水平和有形景观留存状态，极大影响着各地市的古迹文化资源禀赋及其文化旅游开发难易程度；
此外，对古迹景观的文化内涵挖掘、景观线有机整合以及“意”“形”融合开发等措施，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地市的文旅融合水平，具体表现为游客对古迹旅游景观的感知水平及其与景观“意”“形”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虽然古迹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文旅融合水平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历史性，但是文旅融合水平偏低的城市仍然可以从保护和提升现有有形景观品质、发掘可供开发的新景观以及有机整合关联景观等方面入手，进而着重为有形景观找准、深挖文化内涵，推动将名人/名作、典故/场景、非遗文化活动等文化要素融入古迹景观的呈现与开发，并通过丰富、深度的体验活动让文化活化，加深游客对景观“意”“形”的理解与认同，以提升城市古迹文化旅游的文旅融合水平，推进文化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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