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东 廖小丹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2022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中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1］诚然，数字经济的巨大发展、数字技术的全面覆盖意味着人类已迈进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数字文明时代。
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数字文明时代是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共存的时代，也是数字技术对两种社会文明形态形塑的时代。
然而，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得数字文明日益演变为一种野蛮的“反文明”力量，给人类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文明危机，数字文明终归“走向何处”引发了人类的广泛思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2］7，并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写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意蕴深远、意义非凡。
毋庸讳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所内蕴的人民至上、胸怀天下、开放共享等文明特性无疑为数字文明的发展、数字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引领。
当前，全球经济版图正在重绘、世界治理格局正在重构，如何促进数字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互融通，如何构建一条全球数字发展之路，为世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就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时代课题。
随着全球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及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塑造，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已然推促一种社会整体文明新样态——“数字文明”的兴起。
因此，有必要从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普遍性角度探究数字文明的缘起及内涵。
（一）数字文明缘起于何
审视事物终究归向何处，首先应厘清其从何而来。
追问数字文明“缘起于何”对于探究数字文明的历史渊源、把握数字文明的发展前景都大有裨益。
首先，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为数字文明的兴起提供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15 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3］35三次变革。
可以说，每一次新技术革命都创造了人类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定文明形式。
美国著名未来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三次革命的历史变迁过程，并用“第一次浪潮文明”“第二次浪潮文明”及“第三次浪潮文明”分别称谓在三次革命基础上所形成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及信息文明，并指出第三次浪潮文明即信息文明，“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4］。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实践的、永无止境的，新的发展阶段必将产生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文明。
时至今日，“信息文明”这一说法已不能准确而全面概括当前社会发展的全貌。
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着新一轮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VR 等云数智新一代科学技术的改革，又一次将全球信息化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数字技术都从量的积累迈向了质的飞跃，一种基于信息文明基础之上的新的文明形态——数字文明——正在兴起。
可以说，没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及信息文明前期的技术积累，就不可能有后来数字文明的飞跃，这些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无疑为数字文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数字文明这一进程是一个具有累进性、承续性、阶梯性的客观历史进程。
与此同时，数字文明又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蜕变和颠覆，但数字文明的兴起并不是对以往文明形态的完全摒弃和替代，其内蕴于信息文明之中，是信息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
质言之，数字文明的兴起归根结底是在传统文明范式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新技术文明形态，是历经三次文明转型后所结出的“文明的果实”。
数字文明的到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
其次，数字化生产方式占主导为数字文明的转型提供依据。数字技术的创新变革和广泛应用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我们面临着一个“电子技术时代”，还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无论是尼葛洛庞帝宣称的“后信息时代”的来临，还是阿尔温·托夫勒曾把它描写成一个“超工业社会”，都表明当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不同于工业文明的全新社会。工业文明时代与数字文明时代究竟何以区分？诚如马克思所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5］172马克思把“怎样生产”即生产方式作为划分不同文明类型的主要依据和根本尺度。
也即是说，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数字文明形态，主要看其生产方式是否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及智能化，数字技术是否成为“第一生产力”，数字化生产方式之于社会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转型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如今，世界正在进入以数字化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全球正在历经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数字生产、数字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变迁。
随着现代新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整个社会的劳动形式、 生产关系、产业形态较之于工业文明都发生了颠覆性变革。
数据、信息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数字技术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主要抓手，人类社会也由依赖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简称ICTs）转向了由ICTs 驱动的发展，信息数字技术俨然从发展之初的辅助性、从属性地位跃升为主导性地位。
由此可以判定：人类已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数字文明时代。
（二）数字文明的内涵透视
虽然“文明”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但迄今还未有对“文明”概念的全面界定。
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6］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出发，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一种进步状态，它既涵盖社会存在范畴，也指涉社会意识领域，是一个统摄全域的综合性整体概念。
一方面，从社会存在出发，也即是将数字文明首先作为一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新的社会现象出发，数字文明则是与“非数字文明”相对的范畴。显然，数字文明无疑是对“文明”分类的产物，如从地域空间、时间演进、民族文化、劳动方式等维度对文明进行划分，文明所承载的意蕴也不尽相同。
而数字文明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及技术革命的结果，它是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并列的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意指文明世界的“数字化”， 即由现代数字技术从生产走向生活的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一个新型的文明世界，彰显了人类文明与数字技术的时代融合。
在这个维度上，数字文明在外延上几乎与“数字社会”“数字时代”为同义语，而日常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也隶属于数字文明范畴。另一方面，从社会意识出发，数字文明是与数字“非文明”、数字“野蛮”、“粗鲁”相对的概念，旨在反映某种社会制度或价值观念下的行为特征，是现代数字社会人们在进行数字生产、数字传播、数字交往、数字生活等数字活动中应遵循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对一定文明社会群体素质的综合体现。
由此观之，数字文明究其实质是文明社会的“数字化”及数字社会的“文明化”的统一，“是技术形态范畴和人文价值范畴的统一”［7］。
其中，现代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是数字文明的基础，数字化生产方式是核心，文明社会是数字文明孕育的温床，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以及人们在赛博空间中形成的行为和道德规范是其外在表现。
数字文明总体上折射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数字技术对世界发展及人类进步的积极影响“意味着人类生产样式和生活方式进入数字化赋能时代”［8］。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讲，数字文明本质上是人类文明演进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产物。
但“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形态总是与一定的技术社会形态相结合的”［9］。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文明形态，数字文明是一种技术文明形态，两者之间的交织交融使得数字文明具有了特殊的意涵。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之逻辑关联
从理论逻辑上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之间的逻辑关联是科学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数字文明本质意蕴的首要前提，而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何以相融，究其实质就是探讨社会主义与数字技术何以良性互动的问题。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思想相通。
共享性是数字文明的本质特性，数字文明的共享性主要得益于数字资源的可共享性、再生性及丰富性。
不同于传统物质型生产资料，信息资源可重复使用，数字产品复制与传播的边际成本递减为数字文明共享奠定了基础。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原子只能由优先的人使用，使用的越多，其价值越低；
比特可以由无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
”［10］作为数字信息本性造就的经济规律，数据、信息的价值在发展过程中遵循的是“梅特卡夫定律”①由乔治·吉尔德于1993 年提出，主要指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的节点数的平方，而且该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
也即是说，数据、信息的价值是在共享中实现的，而且共享的范围越大，其价值就越大，这种特性决定了以数据为首要资源的数字文明，要想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就必须走向信息、数据的共享，否则就会限制数字文明的发展。网络的互联互通、数字技术的开放共享性就决定了其与“数字垄断”“数字霸权”“数字殖民”等“不文明”行径难以兼容。
相反，数字化只有坚持数字共享，实现社会协作生产，只有坚持普惠原则，为全世界人民创造福利，网络数字化的价值空间才能无限增长，数字生产力才能最大限度得到释放。
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究其根本是社会主义文明，人民性、共享性、普惠性、开放性是其本质特性，我国在对外发展中始终秉持协同互利、普惠开放、共创共享的理念，始终“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2］23，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数字文明的本质特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遵循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过程融通。
就发展过程而言，数字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两者间相互建构、深度嵌合。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道路。马克思曾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11］222这无疑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推促作用，即具有加速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灭亡、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生发的能力。
可以说，在全球数字化发展阶段，“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12］。
而人类文明新形态要发展、巩固和实现超越都离不开现代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以数字化驱动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赋能，对提升“五大文明”建设成效、促使人类文明新形态达到一个新高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文明的发展无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勃兴提供了时代契机、现实条件和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数字文明持续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支撑，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导，以“共生—共建—共富—共享”为实践指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制度优势为激发数字文明的活力潜能、引导数字文明的向上向善、保障数字文明持续发展创造了安全有序的经济环境，提供了健康向上的思想指导和价值引领。
由此观之，数字文明决定了制度文明的繁荣与高度，制度文明决定了数字文明发展的规范与持久，数字文明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相演互进、相互塑造的实践过程。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目标贯通。
从主体向度看，在数字文明建设过程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构数字社会、促进数字文明向更高层次迈进都离不开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没有人的数字化发展，数字文明建设就不可能推进，“人”始终是推动数字文明发展的根本主导力量。
而数字文明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人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11］147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的历史进阶中，数字生产方式相较于传统生产方式而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使人们从机器厂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使人们摆脱了物理空间的种种限制，人的智力和潜能得以进一步发挥，人的主体性和个性也得到进一步张扬，人们获得了更多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和机会。
从数字文明自身演化规律及发展逻辑观之，数字文明的形成是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社会繁荣与人的发展共同进步的结果，追求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也成为数字文明的根本目标和内在诉求。
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是一条推动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协调发展之路，也是一条使人逐渐摆脱“物的依赖性”走向“人的自由个性”、摆脱异己化的世界走向人的本质复归之路，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5］267，始终把促进社会高度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目标旨趣和价值旨归。
由此观之，数字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根本目标上具有同一性。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数字文明的本质意涵
正是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思想相通、过程融通、目标贯通，才能构建起两者间的逻辑关联。
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字文明融合而成的，既有数字文明的共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数字文明”必然会呈现出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不同的秉性与特质。
它是现代数字技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数字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交织汇聚的结果，其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数字文明，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数字化发展阶段的一个“子文明”。
而数字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向度和组成部分，其现实表现及效果呈现就直接取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站位高度。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特性决定了“中国式数字文明”是造福世界的文明，是向上向善的文明，更是超越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以引领未来的文明。
1.资本至上—人民至上：中国式数字文明是造福人类的文明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直接决定着该国数字文明的发展走向及价值取向。
凯尔纳曾指出：“技术均可以用来作为统治或是解放的工具，操纵社会或是启蒙社会的工具，这取决于……怎样定夺运用和开发新技术以及新技术将为谁的利益而服务。
”［13］因此，数字技术究竟“为谁服务”是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与社会主义数字文明的根本分歧所在。
“以资本为中心”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价值遵循，这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资本逻辑主导技术逻辑，数字技术必然会被纳入资本的运行机制中并臣服于资本逻辑，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必然降格为资本盘剥、奴役大众的工具。
如此一来，数字“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14］，数字技术越发达，“非人”性质就越显著。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和根本立场，它是相较于“以资本为中心”而言的，与西方社会数字技术统治人、奴役人不同，我国在推进数字文明过程中力图冲破数字资本逻辑的宰制，把数字技术转化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数字化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为人民”始终是数字文明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旨归。
与此同时，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以少数人为中心”。
由于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15］，这种对抗性就决定了数字技术只能为少数资本家服务而不是服务于广大民众。
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22，这就决定了中国式数字文明绝不是谋求少数人的数字化发展，增进人类福祉，使数字文明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世界人民是其历史宏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 年向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承担起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6］
2.虚假伪善—正义向善：中国式数字文明是向上向善的文明
科学技术本无善恶和正负之分，正如莫洛佐夫曾谈道：“我们的数字技术未来将如何发展，不是‘互联网’如何运作、计算机如何运作的因素，而是我们选择怎样让它们运作的因素。”［17］数字技术在不同社会环境、主体选择及制度应用下其社会效应也各不相同。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逐利性、扩张性、剥削性非但没有消除，反而随着资本与技术的联姻增强了其剥削能力。
为掩盖自身“粗陋野蛮”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常打着“数字民主”“数字自由”“数字共享”等幌子，通过制造意识形态骗局和话语陷阱迷惑大众，从而以一种更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5］216将数字剥削正当化、合理化、全球化。
如今，数字资本已悄无声息地把触角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通过网络监听、数字侵权、算法黑箱、数据滥用、数字垄断等非正当手段像“高利贷”一样剥削、吮吸广大民众一切利益，这无疑给全球数字生态、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造成极大隐患。
随着数字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推进，科技伦理危机不仅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后果，而且也逐渐成为我国建设数字文明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伦理建设。
2022 年新修订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及国家接连出台的一系列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为我国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筑牢信息安全屏障、保护消费者数字权益、引导数字向上向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我国力图通过建构制度正义、规则公正、德性向善的三位一体伦理场域，打造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网络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在对外发展中，中国式数字文明始终将“止于至善”“胸怀天下”作为其境界追求，不断“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2］21，引导数字技术朝着利民、利国、利人类，普遍、普惠、普世的道德要求发展。
纵观过往九届互联网大会，从“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创新驱动造福人类”，到“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打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数字赋能 共创未来”，再到今天的“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来”，不同的大会主题却始终彰显着中国致力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构数字空间正义的相同愿景。
3.封锁垄断—开放共享：中国式数字文明是引领未来的文明
资本主义数字文明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在场新样态，其实质仍是资本主义文明，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数字资本逻辑运作的基础和前提。
在当今世界数字治理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凭借技术领先优势掌握了数字技术的主导权和所有权，将数据以私有化的形式占为己有，并进一步通过数字资本强权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数字霸权和数字封锁，从而在剥夺和侵占他国数字劳动果实中实现更大程度的利润攫取。
如此一来，资本主义“以全球数字积累的垄断形式实施资本价值增值和政治权力扩张，导致数字空间化发展不平衡，以此建构资本的数字文明社会”［18］。毋庸讳言，随着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推进，社会化数字生产的无限扩大必将受制于狭隘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数字文明被超越的命运也就成为历史之必然。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的新文明。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人人平等、共建共享。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不平等的所有权关系决定了数字技术的人人可得、人人可享注定只是数字资本主义所营造的一种幻象。
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决定了促进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 打破以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分配格局，倡导数字资源开放共享和平等占有是发展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内在要求；
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零和博弈”“利益至上”的思想观念，始终秉持“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发展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构建人类数字共同体。
可以说，现代数字技术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内蕴的先进生产关系具有天然适恰性，数字社会化要求的资源共享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弥合“数字鸿沟”、增强各国数字交往与协作、共享数字红利提供了可能，它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适合数字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这也进一步昭彰了中国式数字文明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新质态文明。
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框架下，数字文明的发展是以社会的极大扭曲、人的严重异化及压榨他国利益为代价的，当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发展困境无疑为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我国必须摒弃和克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抓住数字文明时代的发展机遇，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凭借数字化转型浪潮的东风，登上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为全球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一）恪守原则性：坚持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批判与建构”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是经典作家的一贯态度和原则。
诚然，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虽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但其基本矛盾及运行机制并未改变，仍具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正如丹·席勒指出：“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19］因此，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批判仍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20］这无疑为我们揭示和批判当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和逻辑理路。
也即是说，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批判不是批判数字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是批判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不是否定资本自身，而是批判隐藏在数字资本背后的剥削及异化关系。因此，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我们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模式，改变不平等的所有权关系。在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积极引导和支持数字平台的国有化，打破数字平台的私人垄断，建设国家统一共享开放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的有序开放，使每个人都能公平获得数字化发展的机会和权利。与此同时，从当今中国发展现实看，我们要清醒认识数字资本的双重面向。
一方面，既要看到数字资本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资本的“野蛮面”，坚决批判私有资本对数字技术的统摄和支配，将数字资本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之内，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性合理规范和有效驾驭资本，在利用资本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要防止资本力量的无序扩张，加强对数字平台的规范、监管和法律法规的保障，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联动作用下使数字技术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良性发展。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实现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和超越，以此建构一条数字文明社会的新道路。
（二）注重协同性：强化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使得数字文明的积极性不断消解，如何有效规避资本与技术的双重宰制、超越资本主义数字文明是现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节点上，技术与制度创新的结合，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形成强有力的历史意志，开辟出演进的大道来。”［21］其中，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建设是技术变革的基础保障，只有两者协同发力才能释放出最大效益。因此，我国在数字文明建设实践中，一方面，要以创新数字技术为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3］108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互联网服务器、IP 地址的分配、计算机芯片和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独占鳌头，我国在重大科技领域创新及发展上往往处于被动态势。在此情形下，我国必须要大力发展数字技术，补齐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数字智能技术的垄断和压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2］35，不断提升我国技术发展的国际主动权和话语权。
但数字文明的良序发展绝不是靠数字技术的单方面建构，也需要先进社会制度为其蕴含的先进生产力开辟道路。
鉴于此，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还须以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为重要依托。
首先，发挥我国的政治领导优势是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2］22这也决定了推进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在党。针对目前国内外发展形势，我们党要着力提升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明确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计划部署，为激发我国数字经济活力和动能创造开放有序的宏观环境，为我国科技创新和数字基础建设提供高效成熟的政策体系。
在以党的领导制度为统帅的前提下，还要不断完善我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及重要制度，健全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制度体制，在制度体制的联动创新下最大限度地彰显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从而为中国式数字文明建设提供发展动力和重要支撑。一言以蔽之，只有将技术创新与我国制度优势有机结合， 并将其转化为推动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发展优势，才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超越。
（三）彰显人文性：促进中华文明与数字文明的对接耦合
由于数字文明是文明世界的数字化与数字世界的文明化的统一，这就内在规定了数字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机平衡。
而数字技术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却沦为冰冷的、无情的牟利工具，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数字资本在自利性冲动中寻求无限的自我增值，往往忽视对人类自身的价值判断”［22］，价值理性缺失使得数字技术的应用往往忽视了人本、情感、友善、平等、道义、尊严、自由等人文向度，造成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对立和分裂。
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发展困境迫切要求重塑数字文明时代的精神生态。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内蕴的人文精神和伦理思想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厚植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
鉴于此，深入挖掘中华文明中的传统美德和精神价值，对数字理性进行人文精神赋权和价值理性赋能，加快中华文明与数字文明的对接耦合是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内在诉求。首先，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内核，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25，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在积极推进医疗保障、智慧教育、网络扶贫、文化娱乐、精准抗疫、社会治理等方面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使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次，倡导“公平正义、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的基石。
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进数字文明的进程中，应摒弃“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始终贯彻普惠共赢、和谐共生的理念追求，展现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的行为态度，“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2］61。与此同时，要极力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共同推动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最后，讲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和合共生、天下大同”是中华文明的处世原则。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打破数字壁垒，坚持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1］，为人类数字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当今世界，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速度融入人类文明建构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已推促一种社会整体文明新样态——“数字文明”的兴起。
而数字文明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其现实表现及价值取向也各不相同。
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推动社会数字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数字技术的异化，数字技术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逐渐沦为资本控制人、剥削人及巩固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地位的工具和手段。
毋庸讳言，科学技术的异化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
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造成异化的历史困境的同时，也蕴含着消解异化的契机。
随着数字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数字资本创造的反抗力量必将不断增大，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就注定其必将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所建构的数字文明，其在理念之维、应用之维及制度之维上都展现出了超越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比较优势，这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式数字文明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新质态文明。
而当前，数字文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仍具有一定的弹性，甚至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假象，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迷惑。
在此情形下，中国式数字文明要想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超越，就必须要坚持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模式，加强技术创新与我国制度优势有机结合，促进中华文明与数字文明的对接耦合。我们坚信，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指引下必能颠覆和瓦解数字资本的真正统治，走出数字异化的困境，建构一条数字文明社会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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