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骆慧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战略规划,而“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文件中明确指出,“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高等教育增值评价的定位和推进是政府和高校当下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未来健全的综合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索公办高校的增值评价改革和落地不仅符合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精神,更契合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系统内生优化的需要。
现代增值评价符合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走向,亦遵循第四代评估发展的整体逻辑,但其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舶来品”。2007年,美国发起了公立高校自愿问责系统(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VSA),在增值评价体系建立和推广上作出了先行探索,将增值评价反映教育成效的评价理念贯穿始终,促进了美国大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也推动增值评价体系在全美公立高校教学质量的保障与提升中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本文主要试图回答关于公立高校增值评价的三个问题:VSA 为何设计增值评价的评估模式,VSA 如何推进公立高校增值评价,VSA 的发展现实对于我国增值评价有何启发。
通过回顾千禧年后美国社会环境和教育发展状况来推演VSA 的设计逻辑,总览其思路进程,为后续进一步剖析和解读增值评价的推进机制奠定基础。VSA 由保持美国高等教育竞争力的现实需求而发端,以学生发展理论来指导,以高等教育问责政策来推动,增值评价在其中肩负着衡量学生学业成就、评判学校教育绩效的使命。
(一)现实起点:社会现实向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度诉求
美国高等教育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迅速发展,为美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他们认识到教育对国家繁荣的重要性,同时一直保持着自我反思和危机意识[1]。面对全球经济竞争愈发激烈的21世纪,美国认为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质公民来支撑知识经济转型发展,满足用人单位的技能需求。这一方面要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多,另一方面督促高等教育机构保证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适配。由此,美国教育部长于2005年指导成立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旨在做好美国未来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以确保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做好满足社会对劳动力需求的准备,并能够充分地参与到经济的发展中”[2]。
然而,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于2006年发布的《领导力的考验:规划美国高等教育未来》报告中指出,美国缺乏能确保大学成功地教育学生的机制,需要通过改革改善高等教育机构质量保障机制,提升教育效能,使得培养出的学生拥有足够的能力面对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会[3],进而衍生出如何证明美国大学生接受的高等教育是有效的问题。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乃至教育系统能够提供学生培养的证据,其中,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便是一个有力佐证。而高等教育增值评价从发展的角度衡量大学生学业成就,成为提供教育证据的重要手段。
VSA 的出场准确回应了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公民、继续保持世界竞争力的诉求,是21世纪初的美国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大学生学业成就等战略目标之下的一项举措,正好击中美国对其人才和国力整体战略的红心。
(二)理论基石:学生发展“增值”与教育质量的内在联系
美国大学生发展理论支持了增值评价的基本思路,即衡量大学生学习发展的增值,进而为大学教育质量提供证据。国内已有学者对增值评价的理论基础进行溯源,认为成果丰硕的“美国大学生发展理论”为增值评价夯实了理论根基[4]。
一方面,若要对大学生学业成就进行客观系统地衡量,需要辨明其内涵以及理清其影响因素。从内涵来看,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可以理解为学生在大学接受教育活动之后,所获得的“结果”或“产出”,包括认知、技能和情感等多个方面的变化。阿斯汀(Astin)认为,大学对于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可以产生影响,大学生在学期间的变化越大,说明学校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也就越大[5]。进言之,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可以反映出大学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程度,具体表现为学生经历大学前后在知识、技能和情感等方面产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可称之为高等教育给学生发展带来的增量,即VSA 需要评估的“增值”。因此,VSA 采取的增值评价逻辑体现为,学生发展的增值越大,代表教育效果越显著,进而表示大学教育质量越趋向卓越。
另一方面,从影响因素来看,美国学界认为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受到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增值评价应具有持续性、动态性的特点。国内已有学者从增值评价的角度对美国多位学者关于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由阿斯汀提出的I-E-O 模型乃至“学生参与理论”最具基础性[6]。不论是学生的个体特征、背景和经历等前置因素,还是时间投入、人际互动、制度支持和环境创设等过程维度,都会对学习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对大学教育质量的评判还在于大学对学生参与的促进程度。这些理论指出衡量大学生学业成就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要考虑前因变量和过程变量。这对高等教育增值评价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即要同时关注学生学习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产出。
综上,学生发展是衡量教育质量的中心环节,学习增值是衡量学生发展的重要表征。VSA 所构想的增值评价,是通过持续性测量获得大学生学习起点、学习参与和学习成果的信息数据,以此衡量大学教育给学生发展带来的增值,进而评判大学的教育质量。
(三)政策要求:增值评价是实现自愿问责的必由之路
美国于2006年连续出台的两份高等教育文件明确表达了通过教育问责提高学校绩效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要求。《领导力的考验:规划美国高等教育未来》报告指出,要促使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实现由声望为基础到以效绩为基础的转变[7],《美国高等教育行动计划》进一步阐明了学生的学业表现是大学责任的关键所在,需要向学生和家长、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学生进步的相关信息[8]。正如时任教育部长斯佩林所说,“我们多年来已投入了上百亿纳税人的钱,只是希望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我们应该得到较好的回报”。
这些政策论述给增值评价与教育问责搭建了联系的桥梁,推动高校展开基于增值的自愿问责。教育问责始于高校内部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矛盾[9],政府与社会并不清楚每年拥有巨大资源投入的高校是否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又是否落实了人才培养的责任。而公立大学作为公共机构,有责任衡量并展示办学绩效,以此证明它们对公共资金和人力资本的管理成效[10]。并且,随着美国大学生和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重增加,学生和家长愈发重视学校选择的问题,这一度引起院校与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双向关注。在此背景下,美国公立高等院校主动开始进行“自愿问责”,使得关于学生学习情况的证据更加透明公开,更加服务于学生和家长对于大学生发展的循证。除了教育成本,学业成就便是学生和家长着重关注的显性指标。相比于学生在入学前的家庭背景、智能天赋等难以改变的原生条件,抑或是毕业时的整体就业率、升学率等单一数字,学生大学毕业之后所获得的发展程度在展现学生学习质量和学校教育质量方面更有话语权。由此可见,自愿问责是VSA 构建的根本使命,能够反映学生进步情况的增值评价与高等教育自愿问责内部亲和,成为VSA 联合多所公立高校实现自愿问责机制的必由之路。
现实诉求、理论演变和政策推动的三重奏,为美国公立高校自愿问责系统的建立与运行提供了先行思路。综观实施的各个环节,可以发现VSA有着系统的推进逻辑与实施机制。VSA 有明确的起点方向,全面的信息收集为增值评价夯实基础,增值指数的计算是增值评价的核心要素,评价结果的有效运用是增值评价的关键环节,再评估是增值评价提升质量的保障,评估本身的监测与调整是增值评价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如图1)。增值评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想真正通过评价结果对学校教育本身产生效用,从明确目的到实施过程,再到结果运用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流畅贯通、相互配合。
图1 美国公立高校自愿问责系统(VSA)推进机制
(一)起点:自愿问责主体需求的回应
在自愿问责政策导向之下,VSA 以问责主体的需求作为推进增值评价的起点。VSA 需要回应三类主体的需要,高校相应地要承担三方责任。其一,对于潜在生源、在校学生及其父母,要共享院校相关信息以便于学生和家长找到与自身更加匹配的大学,并且要提供检验学生就读期间学习和成长动态的渠道;其二,对于教师和校园职工等内部人员,则要辅助教职员工改善课堂教学和学生事务管理等相关工作;其三,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高等教育的资助者,需要提供用于决策和申请资助的更加透明公开的依据[11]。这些需求均直接或间接地刺激教师和学校积极应对学校内部治理和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弊病和短板,VSA 希望通过评估敦促高校自觉履行政府、社会和个体家庭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实际上,VSA 整个评估系统的设计和推进都围绕着自愿问责主体的诉求而展开,尤其是学生和家长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增值评价推进的后续环节中,不论是收集多维度的评估信息,还是开发专门的评价结果展示平台,抑或是实行更加公正的排名机制,都可以看到鲜明的服务色彩。
(二)过程:学生教育增值指数的生成
增值指数的生成是增值评价的核心环节,VSA 需要收集并统计相关信息,以获得各院校学生教育增值的情况,作为进行评判的主体依据。
1.数据收集阶段
如表1 所示,VSA 主要收集三个维度的信息。第一类是学生和家长最为关注的信息,其中,院校信息帮助大学生在择校时做出更加适合自己的决定;比较信息便于在结果比较阶段将大学自身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初始信息旨在为后续比对学生在出入口径的学业表现提供证据。第二类是学生校园参与度信息,教职员工可据此了解本校学生学习现状,发现问题、剖析原因,优化课堂教学和校园建设,促进学校内部要素的良性互动与发展。第三类是核心教育成果信息,VSA将大学生在核心教育能力上的发展增量作为关键测量指标。从内容上来看,在项目发展初期,仅包含批判性思维、分析推理能力和书面沟通能力的核心教育成果是计算增值的核心内容,体现了美国大学生在经济发展新时期应具备的高阶技能,对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学校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随着未来社会变迁对大学人才培养提出的新期待,VSA 也与时俱进地纳入一些新指标,比如信息素养、公民意识、学习迁移、终身学习等能力同样成为评价的内容。
表1 VSA 信息收集情况表[12]
VSA 发起初期选取的指标基本都来自于标准化测验,导致测量工具的信效度对增值评价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进而使得测量工具的革新一度成为增值评价改良优化的内在驱动力。从测量工具上来看,表1中列举的每一种工具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彰显着考虑学生入学差异的增值理念,各院校可以综合考量评估目标和自身需求做出选择。随着高校对于限制评估工具而无法满足个性需求的质疑频发,VSA 对于自主选择测量工具的宽容度也逐渐扩大,有益于院校充分结合办学实际,在不脱离国家需求大方向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个性发展。
2.统计分析阶段
VSA 整个评价项目理念中最为核心的学生发展“增值”在此阶段得以生成。在项目推行初期,VSA 采用横断设计方法,以院校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同时在大一和大四学生中进行横向抽样测验,将入学新生和毕业年级生在核心教育能力上的差异视为“增值”[13]。但有学者指出,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变量同样会影响到学生的起始变量与发展程度[14]。并且,这种测验方式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学生的能力发展也颇受诟病,这种类似考试的标准化测验方式无法充分调动起学生主动参与评估的积极性,教职员工同样难以通过这些结果性数据对自己的教学进行改进[15]。VSA 而后引入统计技术计算出学校和教师分别给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带来的增值,也就是学校教育和教师教学的“净效应”,以更加科学客观地反映出教师和学校层面分别起到的教育效果。并且,学生完成的课业任务等过程性数据,也引入评估内容,给教师和学校更多参考。
可以发现,在整个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核心教育成果是生成“增值”时最直接相关的数据。而学生和家长信息以及学生校园参与度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不仅为统计分析做了必要的背景调查等准备,更是体现了自愿问责政策的落地,调取学生和家长切实需要的信息,为评价结果呈现的改革埋下伏笔。
(三)结果:高校办学现实状况的深挖
如何用好评价结果是一个教育评估项目能否真正做到“以评促改”的关键环节。“公开-比较-改进”是保证评价项目监督效力的现实路径,VSA 在结果的“公开”和“比较”上有其创新之举,“改进”则依托于再评估环节而实现。
1.透明度:评估结果的有效呈现
VSA 联合了多所公立大学于2008 年创建College Portrait平台,专门用于线上展示参与院校的评估结果,涵括学生基本信息、净价计算器、学生毕业和就业信息、学生校园参与体验、学生学习成果、本科成功与进步率等重要数据。考虑到并非所有访问者都想获得如此繁多的信息,College Portrait针对四个群体设置不同的入口,开发了At A Glance功能,鼓励浏览者根据自己的身份特点和需要来个性化定制想要获得的内容。
2015年开始,College Portrait评估报告开始采用美国国家学习成果评估透明框架,一般包括六个模块:学生学习成果陈述、评估计划、评估资源、当前评估活动、学生学习证据和使用学生学习证据的情况[16]。其中,公布对学生学习数据的使用信息是一个创新之举,使得院校对于评估结果的分析利用、发现和解决问题等系列工作透明化,成为督促学校解决问题、提升质量的外在推动力。这六个模块相辅相成,较为完整、系统地呈现学校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以及如何利用评估结果促进学习的实际证据。
为了提高在信息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程度,充分利用网络实现跨校的交流共享,VSA 于2018-2019年进行网站改版,开发了一套数据可视化系统VSA Analytics取代College Portrait,以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调查、学生成绩衡量项目和大学计分卡四类国家级数据库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包含超过350个学生学业数据变量,用户可以同时分析25个绩效评价指标[17],使得评估结果的显示更加动态和透明。
2.可比性:评估结果的适当比较
VSA 对于增值评价结果的处理和比较工作也进行了改良。一方面,大学应该与自身过去的表现进行比较,以此判断该学校在办学进程中是否解决了过去存在的问题以及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哪些目标和成就;另一方面,将办学目标和层次相近的学校放在一起就某些维度进行比较,旨在有针对性地发现、整改问题,共享信息资源,并非要得出高下之分。
大学排名往往会成为学生家长择校和政府资源配比时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然而,除学校实力外,一些不可避免的外在因素也会对大学排名产生较大影响。为了规避传统排名方式存在的弊端,VSA 进行了一些新尝试。其一,“级别”取代“名次”。每所参与项目的公立院校都将有自己的增值指数,VSA 则根据该指数将院校分为十个级别。例如,若某学校被归入第9级,则表明该校在增值方面的表现优于80%的同类院校[18],以此代替每个学校一个名次的传统排名模式。其二,“部分”重于“全部”。相比于涵盖所有指标,VSA 更看重选用包含不同指标的指标组合来评判学校。以往的整体排名形式使得表现突出的院校群体比较固定,在某些方面具有办学特色和发展潜力的院校则难以得到高度关注,而VSA 愿意给这一部分学校展现的机会。其三,“使用者”高于“组织者”。VSA 强烈反对由组织者来制定任何总体排名方案,主张由各个院校提供结构类似的数据,由数据的使用者对数据元素赋予权重。因为每个大学的任务、生源、地理位置、学生群体构成各不相同,不论这些数据指标怎么排列组合,将所有学校放在一起排序都不是公平的。
从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上来看,VSA 采用的比较形式更加公平,也更具有参考价值,能够减少对综合实力不突出院校的打击和伤害,又保护院校多样性,挖掘发展潜力。
(四)再评估:高校改进教育质量的督促
再评估指两次评估之间的调整期,是对评价结果的进一步升华,也是督促学校持续改善教育质量的保障环节。在对结果“公开”和“反馈”的基础上,“改进”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
VSA 设定公立高校每3～4年需要进行一次评估,而每次评估结果均要与该校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进而评判学校在这一轮周期中是否有所改进和提升。由于需要接受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审查监督,学校若想长足发展自然希望公开的测评结果是令人满意、有竞争力的,那么就需要采取措施去弥补通过先前评估发现的不足和短板,促进学生学习。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评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过程。相较于每次调查之间相对孤立的评估项目,VSA 的再评估环节可更大程度发挥评价的诊断和改进功能。
(五)监测和调整:评估项目持续发展的动力
VSA 的监测和调整环节计划为VSA 项目本身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之源,使得VSA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和改进。VSA 会对自身评估系统进行评估,收集会员高校和目标群体的意见,发布专门的评估报告,指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调整。为了加强院校对于校园参与和评估结果有效使用的重视程度,VSA 于2015年创立了卓越评估计划,以此表彰在提供学生学习成果证据的评估实践中表现良好的院校。为了提高在信息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程度,充分利用网络实现跨校的交流共享,改版后的VSA Analytics 取代College Portrait,采用更加丰富庞大的国家级别数据库,依托信息技术实现数据可视化。除此之外,美国的高等教育学生流动性和种族多元化的现实导致VSA 追踪学生发展轨迹的难度倍增,对于衡量学生增值提出较大挑战。针对此问题,VSA Analytics与学生成绩衡量项目(Student Achievement Measure,SAM)合作,跟踪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以更全面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生的学业进步和完成情况[19]。
总体而言,VSA 的设计逻辑与推进机制内在贴合,并且整个评估项目不断自我修正,直至现在也未曾停止。十余年来的实践与改进给学生和家长、学校和教师、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内外部利益相关主体都提供了可供循证的交流工具,帮助强化了高等教育领域公开透明的自愿问责,在学习成果的测量和统计、学生教育成本核算、学生的进步和成功率等方面做出创新。随着社会转型和教育理论发展,VSA 在增值评价推行过程中也遇到了问题和困境,比如精准科学的增值测量与统计依然任重道远,标准化教育指标本身的功用和导向受到质疑。此外,美国大学生在学期间的情况比较复杂多变,高校对学生进行追踪调查的成本较高,热衷于VSA 的高校数量逐渐减少。为了应对这些问题,VSA 项目致力于与时俱进地更新评估项目的设计思路,不断尝试新的评估形态,便于持续推进并维持其推广度。
诚然,VSA 发展至今十余年,一众类似的教育评价项目已在美国接连出现,再者受到项目可行性的制约,VSA 本身的影响力被慢慢稀释,现也已改版为VSA Analytic,更加关注数据结果对大学战略规划和决策的支持。但它遵从的“美国大学生发展理论”经受了多年的实践检验,提出的对于学生学业成果进行增值评价的设计思路依然先进,在高等教育评价领域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我国高等教育已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凸显大学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做出的实际贡献,以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彰显社会性价值,对高等教育事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依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我们要积极开展增值评价的探索与实践,注意与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和综合评价等其他评价类型形成有机连结以发挥协同作用,扭转以往“五唯”的不科学导向[20]。同时,取VSA 之精华,结合中国学生学习实际情况提高评价项目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总结和反思VSA 的设计逻辑和推进机制,在功能、范畴、用途以及质量监控上给我国高等教育评价领域打造“增值评价”生态提供思路和启示。
(一)强化改进功能,把稳学生增值的评价本位
VSA 的问责主体指向明确,包括学生和家长、学校教职员工、政府和社会公众,由设计逻辑可以看出,对学生和家长的自愿问责是项目发起的重要诱因,学生和家长的问责需要愈发受到重视。有学者从学生学习成果的角度对VSA 多年来的改革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指出当前最新的EIA 项目更加强调将课程、专业、学校多个层面的评估最终整合到学校层面,以便于向外界提交评估报告,并强调高校系统性改革的指向也仍然要落于学生中心本位[21]。这一方向旨在促进高校内部与外部的联系,以便更好回应高校外部问责主体。
于国内而言,教育部牵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和多项由不同高校团队开展的全国性大学生调查正在稳步发展,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学生和家长获得并理解学生学业成就的权利往往易被忽视,而增值评价关注学生发展的本体特性提供了弥补这一缺失的先决条件。因而,国内的增值评价除了要提供整体性的学校情况,当前还更应服务于学生和家长的需求。中国在开展系统整齐的数据调查方面优势明显,国内大规模学生调查和教育评价项目在设计和推进层面上也已积累了大量经验,现下亟需解决的是如何通过评价真正起到改进作用的问题。因此,增值评价大可在这一重要环节上进行尝试,先不过多关注教师和学校绩效评价的问题,把重心真正落实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上。在学生注重学习增值和自我改进的教育生态基本形成后,再逐渐与教师、学校的绩效评价联系。
一方面,学校可以开发专门的线上网站,访问者在网站中不仅可以通过搜索功能获得涵盖多项信息的报告,主要包括院校基本信息、生源信息、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过程、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增值等部分;还可以根据自身个性化需求决定呈现出的报告结构,使得学生和家长更加精准地掌握信息。高校应及时调研已公布的信息能否真正满足需要,以帮助高中学生和家长合理择校。在当前高考改革的背景下,这种做法潜移默化中可使得生源的分流更加合理,对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的效率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更要牢牢把握学生中心的评价本位,关注学生个体发展,让大学和教师真正做到对每位学生的学习负责。这一站位将直接影响增值评价的总体设计框架,吸收过程性评价的优势,使得增值评价贯穿每一位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高等教育全过程。可以选择学校进行试点,把服务学生学习置于首位,在不同学段给学生提供个体学业增值情况报告,并提供改进建议和指导。
(二)拓宽增值范畴,搭建纵横结合的评价设计
确定学生中心的评价本位之后,若想真正开展高等教育增值评价还存在许多亟待讨论和辨明的问题,至关重要的便是如何界定“增值”。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评价什么“值”,二是如何判断“值”的“增长程度”。我们要评价的“增值”的范畴不同,相应的评价设计也会大相径庭。美国学界倾向于将“值”进一步划定为学生学习成果。通过VSA 的推进机制可看出,其在项目推进初期又将“增值”圈定在了核心教育成果的标准化测试成绩范围内,采取的是横断评价设计方法,通过大规模的标准化测验来衡量学生整体上的进步程度。这一类增值评价设计的优势是操作相对简单,能够以较小的成本反映学校总体的教育成效。但这种做法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即无法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发展,教师实际上在学生“增值”的评价过程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进而限制了增值评价成为学生学习结果的“评判者”而非学生学习过程的“改进者”。这些问题通过监测和调整环节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VSA 及时在完善“值”的范围上做努力,与时俱进地扩充了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指标。而对于如何判断学生学习成果的“增长程度”方面,虽然也融入了“档案袋评价”等评价方式给标准化测验成绩作补充,但目前还未见卓有成效的突破性进展。
结合我国教育评价实际,增值评价应能够弥补以往终结性评价为主的评价模式导致的弊病,不仅关注教育结果,更要关注教育过程,将评价的重点从分数转移到学生的发展程度上来。而横断评价设计的弊端一定程度上与国内当前对增值评价的期待相悖,且限制较大,只适用于类似标准化测验的量化测试结果,容易再度陷入“分数”的泥淖。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学习成果不等同于学业成绩,我们追求的“增值”更不仅仅是通过测试分数来判断某些能力的提升。
因此,要在终身教育的宏大愿景之下,建立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值”的范畴框架,以前沿眼光和全球站位进一步辨明中国大学生需要具备的通识素养。评价的内容除了文化科学知识之外,还应拓展到团结协作、同情关爱,如学习迁移能力、全球化意识、生态正义观等,做好向建设和适应学习型社会转型的准备,服务于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22]。而对于学生增值程度的判断和获得,应先将落点归于每位学生的学习,除了横断设计,更要发掘纵向评价设计的可能性。横断设计侧重于学校评价,而纵向评价设计更能服务于学生个体评价,出于学生中心和高校多样化考虑,国内高等教育增值评价可以尝试先“个体”再“整体”的推进路线。一方面可先以学校为试点单位,开发校本型、周期型的标准化测验,可以囊括多种评价方式,如问卷、量表等自我报告式测验和团队作业、课堂展示等表现性评价,让每一位学生在入校前、中期、和毕业后都能多次得到个人的学习增值报告,做到关注每一位学生的进步。另一方面,毕业后用人单位和社会表现的追踪性评价也应得到关注,以衡量学校的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是否适配,回应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责任。
(三)优化结果使用,促成学校教师的深度参与
学校和教师同样是直接参与学生发展过程的重要角色,要想真正落实增值评价的改进功能,除了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诊断和调整,教师如何通过增值评价结果得到有效参考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教师是课堂学习的主导者和课外学习的引导者,但在最初的横断评价设计下,教师实际上难以通过增值评价的成果来改进教育教学。针对这个问题,VSA 通过拓宽收集资料的方式来增进教师对于增值评价的参与程度,但在教师对评价结果的使用上还在探索中。
启发于此,国内增值评价应尝试形成个人学习指导和课堂教学两套结果使用机制。一方面,我们借鉴VSA 的经验,让教师参与到增值评价的过程中来。可以结合本科生导师制,让导师参与到学生增值程度的测量以及个人学习增值报告的编制,并从教师的角度提出指导建议,学生可以依次提出未来改进计划和疑惑,实现学生与导师的双向互动。另一方面,开课教师可以自行设计课程教学的增值测量方式和测试结构,学生在课程初期、中期和结课后分别提交一次测试结果。教师可以自行决定这些资料仅供课程改进使用,抑或是将学生的进步程度与学生的课程成绩挂钩。教师应对学生在该课程的增值情况进行反馈,并纳入个人增值报告中。
此外,应在公立高校系统内部建立针对增值评价的共享数据库,储存增值评价的结果。通过大数据技术记录学生在大学前、就读期间、大学后的学习和生活表现,存贮好每一次评估的参与情况、实施过程和分析结果等信息。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教育系统产生巨大影响的现实难题之下,教育系统应以数据和证据为基础,对潜在的危机进行动态检测和危机防控[23]。而增值评价项目可将学生学习和发展情况的数据作为监测证据,映射出特定阶段教育教学活动的现状和困境,进而辅助高等教育系统发现和应对危机。这不仅便于高校审视自身的变革与进步,为我国高校长中短期的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部分依据,同时从宏观上襄助国家教育质量检测。
(四)落实质量监测,实现增值评价的自我革新
VSA 十年来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直至今日在设计和实施中仍存在众多问题。而VSA 运行机制的监测和调整阶段充分体现其自我改进的意识,是支撑VSA 还在前行的一个重要因素。VSA 公布了基于实际调查的报告,对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保持坦荡和明确的态度,这给众多增值评价的利益相关者以“知情权”和“监督权”。
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处于变化之中,对教育活动的诉求也会有所调整,教育评价项目需要建立自我监测机制。要想推动增值评价在我国持续发展,监测增值评价本体的质量,及时自我调整和改进必不可少。可以由政府督促和推动增值评价组织团队和第三方机构分别从内部和外部定期对增值评价项目进行“元评价”,收集和整理各方意见,出具专门的调查报告,及时审查评价目标的达成度和有效性,正视评价过程中的短板和漏洞,为下一阶段的增值评价提供改进的可能。以此形成增值评价本身的质量保障机制,使得多数公立高等院校有继续参与评价的意愿和信心,提高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对增值评价的信任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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