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马迪，韩欣慰，马桂峰，马安宁
1.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山东 潍坊 261053；
2.“健康山东”重大社会风险预测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3.潍坊医学院管理学院，山东 潍坊 26105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人口已经达到2.6亿，占总人口比例18.70%[1]。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发展和维护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2]。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能综合地反映老年人生活质量好坏以及对目前生活状态的认知和感受[3]。但先行研究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较为笼统，且少有研究切入到社会支持视域中，基于此，本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HARLS)大样本数据，以社会支持为新的视角构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两种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创新分析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提出有效的建议，以期为健全社会支持网络、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参考。
1.1 研究对象
CHARLS样本代表中国≥45岁老年个人及家庭的高质量微观数据[4]。本研究筛选≥60岁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项目采用了多阶段抽样，按照区域、城乡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对全国所有县级单位进行分层处理，进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PPS)，随机抽取了150个县级单位；
每个县级单位继续按PPS法抽取3个村级单位；
每个村级单位按住户列表随机抽取若干住所；
若某个住所中有多于1户的适龄家庭户，随机抽取1户；
若1户中有多于1个适龄受访者，随机抽取1人为调查对象，各阶段都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是目前国内中老年健康问题研究的权威调查[5-6]。本研究选取2018年公开数据，对有关数据进行整理、清晰和验证，得到5 014名≥60岁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1.2 变量选取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根据CHARLS追访问卷中“DC028 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作答情况判断。
自变量：社会支持因素，由问卷中家庭(Family)、医疗保健与保险(Health Care and Insurance)等板块提取。B Wellman & S Wortley[7]主张社会支持可由资源的来源力量进行分类，包括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8]。正式社会支持指由单位、政府等正式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支持，本研究选取退休金水平、是否享有医疗保险、是否享有养老保险为核心变量；
非正式社会支持主要指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来自家庭成员、邻里等提供的物质、陪伴、情感支持，核心变量选取家庭年收入、婚姻状况、与伴侣是否同居、健在子女数量、与子女见面频率(按问卷中“不在一起住的时候，多长时间能见到子女一次?”的回答判断)、与子女联系频率(按问卷中“不在一起住的时候，多长时间能联系子女一次?”判断，联系方式有电话、短信、微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社交活动状况(按照问卷中“您过去1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① 串门、跟朋友交往；
② 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
③ 向与您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
④ 跳舞、健身、练气功等；
⑤ 参加社团组织活动，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
⑥ 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患者或残疾人；
⑦ 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
⑧ 炒股(基金及其他金融证券)；
⑨ 上网；
⑩ 其他社交活动”判断)。提出的解释路径如下：
图1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
控制变量：人口学特征，由问卷中基本信息(Demographic Backgrounds)板块提取，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教育程度。变量赋值详见表1。
表1 变量选取及赋值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tata1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
2.1 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60岁以上老人5 014人，平均年龄(68.52±6.07)岁；
其中男性2 491人，平均年龄(68.71±6.12)岁；
女性2 523人，平均年龄(68.33±6.01)岁。居住在城镇841人、城乡结合区298人、农村3 875人，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为1 441人、小学2 258人、初中及以上1 315人。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以“比较满意”为主，占53.93%，比较满意及以上共有4 490人，占89.55%，仅有10.45%的老年居民对生活不满意。
2.2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单因素分析
χ2检验结果表明，除与子女见面频率、医疗保险外，不同年龄、性别、居住地、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婚姻状况、与伴侣是否同居、子女数量、与子女联系频率、社交活动状况、退休金水平、是否享有养老保险各条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果见表2。
表2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人(%)]
2.3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多因素分析
将生活满意度的5个选项进行合并处理，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合并为“不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极其满意合并为“满意”。满意度为因变量(不满意=0，满意=1)，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进入使用向前逐步法。霍斯默-莱梅肖检验(Hosmer-Lemesh Test)得出P≥0.546>0.05，认为当前数据中的信息已经被充分提取，模型拟合优度较高。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变量中家庭年收入在3～6万元(OR=2.126,95%CI:1.854～3.214)、6万元(OR=6.086,95%CI:4.845～7.645)，与伴侣同居(OR=1.355,95%CI:1.075～1.708)，退休金在1万元以上(OR=1.733,95%CI:1.306～2.301)，人口学特征中女性(OR=0.713,95%CI:0.583～0.872)是生活满意度的独立影响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果见表3。
表3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社会支持为新的视角，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89.55%，低于袁妮[9]根据 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所得出的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92%)。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家庭年收入、退休金(均P<0.05)，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的诸多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正式社会支持中退休金是生活满意度的关键性影响因素，退休金在1万元以上的生活满意是退休金在1千元以上的6.086倍，这与韩艳等[10]研究结果比较吻合，提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应参照不同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缩小不同老年人养老金之间的差距，特别是提高贫困、失能等老年人的补助水平，增加老年人的福利保障。研究未发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在生活满意度上的显著影响，叶慧[8]、方黎明[11]则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在正式社会支持上政府的惠民政策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砝码。
在非正式社会支持方面，变量的显著水平总体上高于正式支持，这与焦璨[12]、陈晓惠[13]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发现家庭年收入对老年人满意度影响尤为显著，韩永霞等[14]认为高水平收入能够使老年人拥有高消费水平，其生活开销，资产管理都更为充裕，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生活所需。研究同样发现与伴侣同居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没有与伴侣同居者，从生活体验角度分析独居老年人会产生心理落差和孤独感，容易对生活失去兴趣，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15]。提示在家庭生活场所中，要注重物质与情感的支持，关注低收入家庭和独居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人健在子女数、与子女见面、联系频率、社交参与等未发现对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金喻颖[16]、胡斌[17]通过问卷调查则有不同的分析结果，这可能与抽样方式、变量测量、地区差异等有关。
在人口学特征中，女性生活满意度低于男性，与既往研究发现一致[18]。提示应重点关注女性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本研究未发现居住地、年龄、文化教育差异在生活满意度上的不同，而邓大松[19]、罗盛[20]等强调了应注意居住地不同的差异，提升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并有针对性地为不同年龄、教育水平的老年人提供分类的优质健康管理和服务。
本研究从社会支持角度发现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知识均存在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在社会支持框架下，政府、社区和家庭应当对老年人给予最大的关怀，采取多种措施，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高质量服务，使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医、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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