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莉清
(南京工业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艺术交流是中日文化外交遗产中最具亲和力、样本最丰富、流传最广的一环。目前,在中日艺术流派的演进转型、艺术作品的传承、艺术手法的创新、艺术理论的发展、艺术家的活动、文化艺术的传播等领域,国内外相关学者做了大量研究。但通过艺术市场切入中日历史上文化艺术交流传承的研究则尚阙如。根据对艺术市场以及文化传播之间关系的观察,在商业社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和未来,用艺术市场作为切入口具有切实意义,即能从社会运作的实际场景中获得更多的真实数据,通过数据进行的分析有更多的运用价值和评估价值。本文选取日本南画回流的艺术市场作为切入口,探讨在市场作用下,日本南画回流现象在激活中日两国文化记忆及共同的文化基因中所起的作用。
(一)研究回顾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日本南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贡献:一是对其形成和发展进行探源和梳理。如唐娟的《日本“南画”艺术形式的形成》,孙淼的《幽玄佗寂:日本南画溯源》《从“八宗兼学”到“复兴国粹”——近代日本南画的发展之路》《20世纪上半叶,日本“新南画”对“南画”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徐小虎的《南画的形成: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等。这些研究或从文化传播的历史角度进行脉络的整理,或从黄檗山万福寺的藏品入手进行分析。二是对日本南画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传承与差异进行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与上一问题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从中国美术流变与传播切入,比如《日本南画与中国画的关系》《试论中国与日本在文人画观点上的异同》《从长崎画派看中国绘画对日本近代南画发展的影响》《艺术的民族性》等。另一类则从具体的人物活动入手,比如对沈南苹等移居日本的画家的研究。除了早期通史类著作如陈振濂的《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研究》、刘晓路的《日本美术史话》等,述及日本南画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之间的传承关系外,萧琼瑞的《“闽习”与日本南画》资料来源可靠、清晰,比较有说服力,观点与以往研究大相径庭,提出日本南画承袭的是传至福建等地的“北宗”遗绪,却被日本误认为南画。三是对日本南画与“水墨画”“文人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南画”概念和派别特点的研究。这三个概念的关系纠缠比较复杂,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结论是三者大体一致,但久居日本的中国研究者陆伟荣在《日本绘画史散论》中指出了日本的“水墨画”“南画”“日本画”的差别和联系,同时也认为三者的关联性是无法完全剥离的。四是对日本南画家进行的研究,比如《日本南画的先驱者》《日本南画画家群体辨析》等。
综上,目前对南画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对日本南画回流的学术性研究还未很好展开,对日本南画艺术市场的研究更是无人关注。同时,在一些论文中引用部分的出处有些没有注释说明,引用的材料甚至重复、雷同。除了徐小虎和萧琼瑞的研究在方法和观点上打开了更广的视域外,其他的观点始终在原来的研究上做一些小的修正。由于对原始档案等一手资料掌握得不够,对国内收藏的回流南画没有系统研究,研究现状始终只能在近代以前的史料部分进行反复。同时,因为语言以及材料的限制,对一些后来以日文名出现的中国籍南画家又无法进行更多的考证。此外,日本南画已在日本大学艺术教育中被彻底边缘化,这也造成目前国内的南画研究很难有所突破。
(二)厘清几个概念
1.回流与外流
回流是相对于外流的一个概念,主要用于文物和艺术品收藏市场。我国文物外流主要分布在三个时期:明清交替期、清朝覆灭期和“文革”时期。文物回流则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本文涉及的日本回流南画与日本回流画是两个不同但有重叠的概念。日本回流画包含很多品类,日本南画是其中的一种。日本回流画的概念比一般意义上的文物回流概念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一方面指中国外流到日本的画作回流中国,另一方面还指日本的“中国样式”的绘画作品流向中国市场。这不仅仅是作为商品物质的一种回流,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回流。
2.学术界的“日本南画”与市场上的“日本南画”概念间的区别
学术界的“日本南画”定义比较狭窄,普遍认为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18世纪)源于中国明代董其昌文人绘画“南北宗”论,文人画由黄檗宗僧侣传播到日本后被日本绘画界取“南画”之名义而成的一个绘画流派或一种样式。这个定义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萧琼瑞认为,日本人取中国南画论命名日本南画,是源于日本人对中国南宗画家和画派的误读;梅泽精一则把唐时王摩诘视为日本南画的渊源。但大多数研究表明,日本南画的形成是受明清时期的中国绘画影响,尤其是日本江户时代,逸然性融以及黄檗宗僧侣群体绘制的画作对此时期日本南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日本画家纷纷从中国进口或者翻印中国画谱,学习南宗画,从而使得日本南画获得了稳定发展,出现了如与谢芜村、池大雅等一大批南画画家。①
但在艺术市场上很难用一个概念去定义一个作品。一些画家在不同的流派进行学习,导致在一些并没有被标记为某流派的艺术家作品中,多元风格并存的情况尤为明显。因此,艺术市场上日本南画的概念比学术界来得宽泛杂乱得多。有人将江户时代以来的中国式绘画(尽管已经有一定的日本元素在画中体现,但其总貌、创作的方法等依然是中国绘画样式,这也是内藤湖南认为日本南画只是中国画的一种地方化的原因。这引起了强调差异、强调本土主义、忽略共通、忽略文化源头的当代艺术评论家的强烈批评。但从总体来说,日本的南画也好,狩猎派也好,确实是源自中国画,学习中国画,按照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进行创作的)统统称为南画,有人仅将日本南画院的艺术家作品称作南画,有人将史书记载的有名的南画家的作品称为南画,还有人则将有中国风的日本绘画或者中国人在日本绘制的画都称为日本南画。因为这样的一种繁杂的认定,目前用得比较多的市场概念是包含了“南画”概念且更为宽泛的“日本回流画”。当艺术家和作品可清晰定位时,卖家也会特别注明为日本南画。
本文中的日本回流南画主要指从日本市场回流到中国市场的,从江户时代开始至今由日本人或中国人在日本创作的中国风作品。如此定义鉴于以下原因:首先,在学术界也承认日本南画、日本文人画和中国的南画、文人画、中国画几个概念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但有一个脉络很清晰,那就是日本南画和日本文人画都是受各种流派传统中国画(包含中国文人画)的影响而形成的。只不过无论是日本文人画、南画都只是取中国的文人画、南画之名,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其内涵,而是在误读的方式下发展起来的糅杂多种中国画样式的日本画品类。[1]其次,本文是通过艺术市场为切入点进行研究,问题意识在于弄清艺术市场的流动和风潮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大趋势,以及这种传播趋势对推动文化外交的作用,而艺术市场上对这几个概念并没有刻意精准的区分。
(一)中国绘画在日本的传播历史脉络
就文化艺术而言,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日本的影响巨大且深远。日本弥生时代的陶器特征便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从公元前1世纪就涌向了日本。汉唐时期,中国的宗教艺术在日本流行,如日本古坟时代(3—7世纪)的绘画,尤其是著名的高松冢古坟壁画与中国隋唐时期的墓室壁画同出一源,渊源关系很明显。自六七世纪起,日本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主要以佛教为中心展开。空海、园仁、圆珍等将唐晚期的密宗绘画样式带回了日本,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日本佛教绘画。[2]60直到8世纪,日本进入奈良时期,开始全方位模仿唐朝,中国文化艺术对日本的影响达到巅峰。8世纪末期,日本进入“平安时代”,开启了民族文化主体性塑造的时代,“和风”艺术逐渐代替了“唐风”艺术成为艺术主流。宋元时期,中国佛教禅宗在日本流行,普通的日本民众为禅宗的理念和美学吸引,这也直接影响了日本禅宗单色画(水墨画)的创建,许多日本名家出现,如吉山明兆、如拙等。14世纪,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明代的文化艺术浪潮涌进日本,至德川幕府时期,中国文化艺术对日本的影响再次达到高峰。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国处于清朝末期,中国的文化艺术魅力随着国力的衰落在日本不断式微。1871年,美国人费诺洛萨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联合冈仓天心推行日本艺术国粹主义,大力抨击南画,同时将水墨画、书法等踢出大学美术课程。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后,日本文化艺术进一步全面西化,使得南画等中国画样式的流派被彻底边缘化。
民国初期,许多中国艺术作品通过商业等渠道被日本社会收藏,中国文化艺术再次对日本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大量中国人到日本留学,学习日本的美育制度、艺术技法,使得清末民初中日两国的文化艺术呈现出双向输出的局面。[3]47-51,[4]13-19目前,日本尚存的南画机构主要在各类书画补习班、兴趣学校里,另外还存有一些南画团体,如社团法人日本南画院、东洋画院、南画院、北陆南画院墨雅会、现代水墨派、日本自由画坛、日本墨彩院、南林社等。[5]37-41
近几年来,随着日本回流画不断出现在中国市场,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随着艺术市场发展开始多起来,伴随与此的是我国提出传统文化复兴的文化战略,因此,此动态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中国绘画在日本传播的途径
一是通过寺庙僧侣传播至日本的宗教艺术。除了日本官方派遣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以外,中国佛教僧侣的传教活动是中国艺术传播到日本极其重要的途径。中国僧侣来到日本,培养当地的僧侣,并建造寺庙,绘制佛像,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传播佛教文化,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佛教寺庙中,也体现在大家族的坟墓壁画中。飞鸟寺、唐招提寺、中宫寺、药师寺、东大寺、法隆寺等日本著名寺庙都深受唐朝影响,其中的大型绣帐壁画等也都是撷取唐朝新旧画风而成。当时,周昉人物画样式对日本顶相(佛教宗师画像)产生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形成“周家样”佛画样式,杰出的代表作有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等。[6]10
佛教的传播,使得中国汉文化在日本占据了主要地位并延续至今。僧侣画有些是名僧大家所作,尚且能考,而更多画作则由普通僧侣甚至善信所作,具体画者何人,大都已不可考。[7]11-12
二是通过宫廷绘画机构向日本传播院体绘画。日本“大化革新”时代模仿中国设置了宫廷作画机构,产生了一批宫廷画师,其画作也完全采用唐朝的画风,代表作有圣武天皇时期宫廷绘画的典型杰作——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6]9
三是旅行者、移民的文化传播。汉唐时期的旅行者、移民以僧侣居多,这些旅行者有从中国到日本的,也有日本到中国的。前者在日本期间将绘画技能教与当地画家,并向当地贵族、文人赠予或出售自己的作品,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中国样式的绘画。有趣的是,从中国到日本的旅行者大都不是中国的艺术名家,而是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文人、画师、僧侣、商人,因为会一些书法、绘画加上自己的中国身份,他们在日本备受推崇,这也导致了日本的中国样式绘画产生了别样的风貌。后者大都在日本就从事绘画,到中国的游历让他们结识了更多的中国文人。在中国的旅行让他们进一步感悟中国山水人物画的精神内涵。这些画家回到日本后,绘画水准普遍得到很大提高,日本也产生了很多大家。如15世纪中国宋元水墨画传至日本,日本著名的画家雪舟到中国旅行,在旅途中深刻领悟宋元水墨画的精髓,并就游历中的所见进行创作,终成一代大家。
四是书画贸易渠道。18世纪初,很多明末清初中国画作为商品,通过长崎港口输入日本。这些明末清初的绘画,很多是由苏州画家所画,他们都是专业画家,带有庶民性和商业主义的画风。[7]17清朝灭亡后,许多中国藏家手里的艺术珍品在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罗振玉等人的推动下,大量流入日本藏家手中,导致民国初期中日艺术品市场交易火爆。根据《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记载:以天津港为例,1909—1919年,出口到日本的古董占所有古董出口额的比例在70%至90%,可以说这期间日本几乎独占了天津港的古董出口。当时中国古董出口成就了日本的两大古董商家族,即茧山龙泉堂和山中商会,此外还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日本古董商。当时的古董出口额已经十分惊人,1909—1935年,日本通过天津港海关出口的中国古董估值高达140 余万两,而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出口古董的真实价值。[8]72-73
(三)日本南画的创作群体及日本南画的形成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日本文人画还是南画都只是借用了中国文人画、南画的名称,未得其精髓,反而是不了解中国内部画派,仅仅按照能接触到的一些中国地方画的绘画样式进行模仿、学习、融合,结果反而创造出别样的中国样式的画作。江户时代有较为明确的“反狩野”派思潮,加之主要收录中国南宗画的《芥子园画传》传入了日本,当时的日本画者学习创作的作品被明确为南画。期间,有一批从中国来日本的文人、画家创作南画,更有后来者建立了南画院。因此,要说南画是有明确的代表画家群体,也未尝不可。当然,不同群体代表着日本南画的不同风格。
首先,江户时代的日本南画开创者群体既有耳熟能详的名家,也有无名氏和普通民众。这个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是中国移民。江户时代恰逢中国明清朝代交替时期,大批明朝遗民逃亡日本,其中的黄檗宗僧侣群在日本南画形成、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黄檗宗僧侣是指1654年中国高僧隐元隆琦到达日本,带来的30 多人的团队。其中就有雕塑家和画师,如慧林性机、独湛性滢、雪机定然、巨源杨静、木庵性滔、高泉性淳、独立性易、逸然性融等,他们都留下了许多艺术作品。其后的日本本土南画家基本上都接受过黄檗宗僧侣的教导。同时,来自中国浙江地区的移民和商人对南画的形成也具有开创性贡献。如来自中国吴兴的移民画家伊孚九,沈南苹等。
其次,使日本南画得到本土化发展,并开创出与中国南画不太一样面貌的画家群体当属日本本土画家。日本人从武士、文人、商人到平民都热衷学习中国的儒学和南画。祗园南海、柳泽淇园、彭城百川等就是江户到明治时期不断开创日本南画流派的领军人物。
江户时期的民众(町人)也附庸风雅,纷纷创作南画,使得南画逐渐成为普罗大众人人皆画的画种。同时,也涌现了一些杰出的画家,如师承柳泽淇园、彭城百川,擅长指画的池大雅、与(一作瓦)谢芜村等。他们推动了江户时期文人画运动,是南画的泰斗级画家。此外,还有钏云泉、野吕介石、田能村竹田、浦上玉堂、古文晁、中林竹洞、渡边华山、清木木米、木村蒹葭堂、奥原晴湖、冈田米山和冈田半江父子等。明治时期的富冈铁斋创作量巨大,创作数量达一万多件。这个时期的田崎草云、田能村直入、小宝翠云都开班授课,教导南画弟子。现代的大山鲁牛就是小宝翠云的弟子,擅长山水画、花卉画、人物画,受八大山人、徐渭、石涛、龚贤等人的影响很大。这些领军人物及其众多弟子的作品在今天日本回流南画市场中多见。当然,由于人数众多,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画家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根据以上对日本南画的产生与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认为,日本南画是中国南画或者文人画通过移民、传道、贸易等方式传播到日本,再发生在地化的结果。而这些日本南画卖回中国的行为可称为日本南画的回流,这也是在地化后的中国文化的回流。
(一)日本南画的回流背景及原因
首先,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逐步关注到大量文物外流的现象。相关部门立刻拨付相应资金对这些流失海外的文化重器进行回收。海外的华人华侨更是出资出力帮助文物的回归。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官方到民间大量的资金投入文物回流收藏市场,不仅帮助国家买回大量流失海外的文化瑰宝,也带动了国际上与中国相关、有中国元素的文物卖回中国的回流风潮。其次,日本南画的回流受日本经济衰退以及日本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影响。1989年末,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随即进入三十年经济衰退期。笔者于2019年在日本调研发现,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后,日本众多中国艺术品爱好者和收藏家,包括南画藏家开始抛售手中的艺术藏品以应对资金短缺等问题。笔者就曾参与中国某文投集团到日本考察购买日本人的中国艺术品博物馆出售项目,接触了日本两家私人博物馆。其中一家博物馆中都是父辈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子孙希望能整体出售给中国人进行套利。此外,当代日本西化更加严重,反映在艺术领域则体现为日本人审美趣味西化,对中国样式的绘画藏品失去文化兴趣,亦不知其价值。最后,日本人的房屋建造样式发生了改变,大都变成层高较低、偏狭小的现代公寓样式,以往尺幅较大的中国式卷轴画不再适合居家环境。种种原因导致日本年轻一代不愿意再继续保留祖辈传下的中国或中国式的老旧东西,又恰逢许多中国藏家纷纷前往日本跳蚤市场、小型书画市场、拍卖市场捡漏,加上互联网平台的出现,诸多因素都助推了文物回流的趋势。
(二)日本南画的回流方式
一般而言,日本南画的大家作品基本都在中日博物馆收藏展示,几乎没有在市场流通。目前,市场上大量流通的南画作者大都知名度不是很高,从绘画时间上看大都为晚清以降之作,而且数量巨大,品相参差不齐,艺术价值层次不等,基本售价在100—5000元。不过这些作品都是中国人在日本绘制或者日本人按照中国画样式绘制,保留并延续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面貌,与中国当下书画作品相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中国文化古韵,加上售卖价格普遍不算高,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国藏家大量收入。
一般画家以及佚名作品主要通过小型拍卖方式回流到中国收藏家手中。目前主要的拍卖方式和交易方式有线下拍卖和线上拍卖、网上售卖三种。线下小型拍卖场在日本较多,比如关西艺术交流会就是日本线下南画或者说中国样式绘画的艺术品交易场所。雅虎日本网是南画线上拍卖最多的网络平台之一,目前有830 件在线拍品,比三年前的500 多件多了很多。中国的孔夫子网、淘宝网、京东网是主要的网上售卖平台。孔夫子网是较早进行南画交易的网站。淘宝网站的南画交易近期刚刚出现。2022年,京东网上有天骄拍卖行,2022年3月,也进行了日本回流书画拍卖专场,但因为疫情导致成交量断崖式下降,只有3 幅作品成交,总成交额只有4000 元,起拍单价为500—3000 元,大量日本回流南画流拍。此外,各视频媒体近两年也开始日本回流画的直播售卖。②
(三)艺术市场上出现的日本回流南画的特点
目前,中国有一些美术馆收藏日本南画,如旅顺博物馆收藏两幅,日照市东方艺术馆则收藏了一批江户时期以及近代的日本水墨画(南画)。还有一些中国的私人收藏者在大量收藏日本南画,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
根据对雅虎日本拍卖网、淘宝网、孔夫子拍卖网、京东网的统计,目前,全网在线拍卖的南画数量在5000 件以上。②雅虎网上的作品基本在日本,孔夫子拍卖网、淘宝网和京东网上的日本回流画已经回流到中国,主要在江苏和浙江地区。近几年这些收藏所在的区域变得更广,北京、上海、辽宁、山东等地均有南画的收藏者或者是批发者。孔夫子网上的日本回流画作品大多在江苏南京等地的藏家店铺。其中,雅虎网和孔夫子网的作品质量高于淘宝网,但价格低于淘宝网。日本雅虎网上性价比最高,成交较快,基本是中国淘宝网售卖品的来源地。
以上日本回流南画的特点是:第一,近一半以上作品没有画者具体信息,或者类似练习作品,但基本上都有古旧装裱(是否属于做旧,需要一幅幅鉴定)。从江户时代到近现代各个时期的装裱方式都有,以挂轴为主。
第二,画作的价格便宜,基本在几百至几千元,鲜有过万者,大量集中在1000 元以内。有趣的是,经过几年的酝酿,至2019年日本南画的价格普遍上涨。日本雅虎拍卖网的南画拍卖价上涨明显,除了一些普通画作或伪作起拍价较低外,真正资料可考、作品真实(依然需要考证)的名家良品都从2 万多日元起拍,有的艺术家的南画作品结拍价更是在10 万日元以上。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价格遭遇了较大回落。
第三,画作的内容主要以山水、禽鸟为主,肖像类少一些,诗书画印一体的较少,普遍缺跋。根据南画的特点,基本上较为有名的艺术家作品均诗书画印一体,也由此可以判断作品的真假、价值。目前,市场上明治时期日本南画的二流艺术家的作品真迹还是有所流通,尤其是一些创作量巨大的艺术家。在雅虎网上,小室翠云、奥原晴湖、富冈铁斋及其弟子的作品有些可考,江户后期明治早期的僧侣作品也有少量出现。总体而言,这些网上拍卖的南画作品,近一半为名声不显画者的画作、练习作。历史上南画领军人物之作也有少量出现,但经过鉴定,有的是印刷品,有的是仿作。
第四,日本回流画市场也有一部分赝品和仿作。南画数量巨大,有一大部分是当时普通艺术爱好者、僧侣等的习作,赝品制作成本很低。我国一些无良画商会与日本当地拍卖场合作,将大量在中国制作的假冒的日本回流画运到日本,通过日本拍卖场的运作,将它们当作日本回流南画再重新投放市场,通过几轮的炒作,推高价格。这种情况加大了购买者和收藏者在收藏时的辨别难度,需要对日本和中国美术史、藏品真迹有相当的了解才可能判断真假。然而,赝品大量涌进日本回流画也恰恰证明这个市场正在逐渐上扬,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盘亘,日本回流南画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越来越多的中国藏家在当前中国自身传统书画普遍质量不高价格偏高的情况下,在日本寻求能接续中国唐、宋、明、清各时代笔意的作品。
疫情前,在艺术市场的推动下,中日两国之间的中国绘画以及中国样式的日本绘画藏品展览及研究等活动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升温趋势。
(一)日本南画回流促进了两国文化交流
2019年初,我国台湾地区将颜真卿真迹借给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进行公共展览,成为引发国际文艺界轰动和争议的大事件。2019年6 至8月,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举办了日本南画集大成者“池大雅书画展”。而2019年10月,日本艺术界再次贡献重头戏,收藏了1500 件江户时期画作的京都福田美术馆开幕,其开幕纪念展即以江户时期著名的上村松园、竹内栖凤、狩野探幽的画作为主。贯穿这一年的也有延续了近十年之久的日本收藏家或收藏家后代不断向中国艺术收藏家抛出售卖手中“中国风”的艺术藏品,其日本回流南画的价格不断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南画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产生的结果,而成为当今构建亚洲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文化记忆。日本南画作为中日两国共享的文化基因,能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尽快、尽早开启这集体的文化记忆之门,有助于两国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也不失为文化外交之美谈。
(二)中日间文化的相互呼应被激荡
在日本重新掀起中国传统文化热时,我国也举行了各种呼应活动。2019年12月25日,文物出版社、深圳望野博物馆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暨研究成果公告会,会上公布了该馆收藏的在民间古旧市场上流散后被书法爱好者收藏的一件珍品——曾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两度到访中国的日本留学生、遣唐使吉备真备为当时主管外国留学生及外事接待等事务的鸿胪寺从六品上官员丞李训亲笔所书的墓志铭。吉备真备的书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巅峰佳作。这次活动再一次将中日两国在隋唐时期相互密切往来的文化盛景铺展在当代中日交往语境里。
(三)新时代中日文化艺术再次相遇的前景
在中日两国发生的这些频密的文化活动,让人们期待中日两国的文化艺术交流展开第四次重要“相遇”。2022年正值中日友好50 周年,中日两国文化艺术交流历史的接续正在各国重新打开边境的过程中拉开大幕。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母国的中国,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更加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海外交流史进行更多的挖掘和研究,同时在交流两端展开密切的展览互动,推动艺术市场蓬勃发展,并且不断提升在互动中有对历史准确阐释、展示和推广的能力。只有这样,这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海外交流热潮的势头才能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并在日本南画成交量大增的境况下,让两国人民通过艺术市场重新认识两国文化中的相同、相通的文化基因,找回历史中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的友好回忆,促进当下两国人民共同携手建设文化命运共同体。
① 此处主要综合参考了孙淼、萧琼瑞、森正夫、徐小虎等研究者关于“南画”概念的阐释。
② 相关数据根据雅虎网、淘宝网、京东网的情况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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