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龙
20世纪初,在作为学科形态的“美学”传入我国之时,欧洲探险家在我国新疆尼雅遗址发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批简牍,揭开了我国简帛考古与研究的序幕。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美学”这一概念和“中国美学原理系统化”的要求被首次提出之时①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按:此文原刊于1932年10月1日出版的《图书评论》第1卷第2期。,我国简帛考古与研究也进入新阶段,从之前以外国探险家为主的考古发掘转变为中国人自己主动进行的考古发掘。此外,以劳榦为代表的学者将以往偏重于简文考释的研究扩大到对简帛反映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全方位研究②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进入“新时期”后,中国美学研究迅速发展,多部通史性著作问世,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和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1987);而在简帛研究领域,由于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州汉墓竹简等大量出土,掀起了简帛研究的一股热潮,促成了简帛学这一新学科的最终形成。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美学研究百花齐放、蔚为大观,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之外,还兴起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和审美意识的研究,同时各艺术门类的美学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在简帛学研究方面,一批又一批简帛相继问世,简帛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其他相关学科紧密联系,形成了简帛文字学、简帛文学、简帛文献学、简帛兵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由此可见,作为近代以来新兴的学问,美学与简帛学具有极其相似的发展历程,并且简帛文献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早期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许多有关美学和文学艺术的新材料。但遗憾的是,从美学角度进行的简帛研究起步较晚且最为薄弱,至今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简帛美学的专著。我们知道,先秦是中国美学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后代美学家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差不多都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先秦美学之中”③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先秦也是由“青铜时代”进入“简帛时代”的时期,简帛成为了最主要的书写材料,如今要想了解与研究中国美学,尤其是先秦美学,忽视出土简帛文献是不可想象的。基于此,深入研究简帛文献中的美学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与重要,构建“简帛美学”这一新型交叉学科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虽经历了无数战乱与朝代更替,但文脉却从未中断,一直延绵至今。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承载文化的古代典籍留存至今,因为它们是保存中华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是“中国文化的基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便得从这些古代文字纪录的遗产中去探索”④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书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页。。大体上看,中国古代典籍发展史前后经历了简帛时代、纸张时代和印刷时代。简帛是纸张发明以前运用最为广泛的书写材料,为保存早期中国的思想文化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简帛是简牍与帛书的合称。关于“简牍”,王充《论衡·量知》曰:“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⑤黄晖:《论衡校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51页。许慎《说文解字》曰:“简,牒也”⑥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牍,书版也”⑦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段玉裁《注》曰:“简,竹为之;牍,木为之。”⑧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可见,书于竹者谓之简,书于木者谓之牍,竹简木牍简称为简牍。牍有时也分为木牍和木简,木牍指写有两行及以上文字的较宽木片,而当木被制作成较窄的薄片,其上仅写一行字时就被称为木简。不过,我们一般将两者统称为“牍”或“木牍”。“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如“帛,缯也”⑨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清代汪士铎《释帛》曰:“凡以麻、以绵曰布,以丝曰帛。帛之别曰素、曰文、曰采、曰绘、曰锦、曰绣……帛之大名曰帛、曰缯、曰缣、曰素、曰、曰鲜卮……”①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72-73页。“帛”虽有许多别称,但“作为书写质材的丝帛无非是绢、缯、缣等几种,其中绢由较细的生丝造成,质地轻薄,特别便于书写和绘画;而缯则是由粗丝加工而成,一般较厚而暗,具有经久耐用的特点;缣则是由双丝织成,故较厚而色黄,又因其由双丝织成,故缣面比绢、缯细密精整,且不透水,因而是比较上等而昂贵的材质”②陈松长:《帛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简言之,绢帛、缯帛、缣帛三者同出而异名,可用“帛”统而称之,书写于这些丝帛上的文献就是“帛书”。
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牍是湖北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竹简,属于战国早期③曾侯乙墓的下葬年代应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而墓中出土的200多枚竹简主要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故竹简的抄写年代与墓葬的下葬年代应为同一时间。参见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而时代最早的帛书为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的“楚帛书”,其抄写年代的下限为战国中晚期之交④参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文物》1974年第2期。。那是否说明作为书写材料的简帛最早出现于战国呢?当然不是!古人常用两根绳子将多支竹简编联起来以成为一“册”,将“册”放在“丌”(垫物之器具)上就为“典”。甲骨文、金文中已有“册”“典”二字,如“”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页。、“”⑥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6页。、“”⑦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70页。、“”⑧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8页。。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词指明什么,这就是说,究其本性来讲,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专名,因为它总是指向一个特殊的表象……有多少需要命名的事物,就该有多少名词。”⑨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修订译本)》,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02-103页。那么,作为“物”的“册”“典”必须先于作为“词”的“册”“典”而存在,“词”是对“物”的命名。依此而言,《尚书·多士》所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10]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页。是有一定依据的,作为书写材料的竹简应该在殷商之初就已出现。而帛书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郭沫若曾推断:“殷代除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1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2页。“帛”字虽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但为地名[12]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7页。,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中的“帛”才有了丝织品的含义,如“舍钜姜帛三两”(《九年卫鼎》)[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2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吴姬宾帛束”(《簋》)[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此外,《晏子春秋·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载齐景公语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15]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5页。《墨子·尚贤下》曰:“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槃盂,传以遗后世子孙。”[16]孙诒让:《墨子间诂》上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9页。《韩非子·安危》曰:“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1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9页。《吕氏春秋·仲春纪·情欲》曰:“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18]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页。在这些战国文献中已经出现了“著之于帛”“书之竹帛”等,并且“著之于帛”“书之竹帛”的主体为“古者圣王”“先王”或春秋前中期的人物,故认为“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19]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王国维先生全集续编》第1册,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383页。的观点更为确当。一言以蔽之,简帛是简牍与帛书的合称,殷周时期就已出现,是纸张发明以前使用广泛的最主要的书写材料,至魏晋以后才逐渐被纸张所取代。
20世纪初,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外国探险家在我国西北地区发掘出一大批简牍与帛书,并偷运到国外,不过,这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注意,带动了我国的简帛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州汉墓竹简等文献的出土,我国简帛研究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小高潮,最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促成一门崭新的学问——简帛学——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含不少古代佚籍的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岳麓简、北大简等相继问世,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关于早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地下图书馆”①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简帛学研究,简帛学随即成为国际性的“显学”。同时,它也与其他相关学科紧密联系、相互融合,形成了简牍文书学、简帛文字学、简帛兵学、简帛文学、简帛文献学、简帛医学等新型交叉学科。迄今为止,我国境内的17个省区发现和出土简牍30多万枚②据统计,20世纪出土的简牍数量为27.5万枚(参见骈宇骞、段书安编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加上进入21世纪后相继问世的清华简、北大简、岳麓简、安大简、海昏侯汉墓竹简等,从20世纪初到现在,我国出土简牍的数量已超过30万枚。、帛书几十件。这些数量巨大的简帛文献以及简帛学的发展成熟,就为“简帛美学”的提出、构建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③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5册,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1987-1988页。陈寅恪也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④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先生全集》下册,里仁书局1979年版,第1377页。20世纪以来出土的数量巨大的简牍与帛书促成了简帛学这一“新学问”的形成,带动了简帛研究这一“新潮流”的兴起,同时也为简帛美学的提出、构建与研究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简帛美学是简帛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它既是简帛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⑤谭玉龙:《“简帛美学”:中国美学研究的新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6日,第4版。简帛学是以简牍与帛书为研究对象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作为文字、文献载体的简帛实物研究,二是简帛承载的文字和思想的研究⑥胡平生:《中国简帛学理论的构建》,《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前者包括简帛的使用源流、制作形质以及简帛辨伪、保护等问题,后者涉及简帛文字、文献的考证、释读与整理,以及它所蕴含和反映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如今已开展的简帛文字学、简帛文学、简帛医学、简帛兵学、简帛文献学等研究均属于后者,我们提出的简帛美学亦当如是。所以,简帛美学是简帛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美学是研究审美活动的科学⑦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审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它涉及审美态度、审美情感、审美体验、审美创作、审美类型等问题。由于各区域、各民族在审美态度、审美情感、审美体验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独特性,所以形成了专门研究某一区域、某一民族的美学,如西方美学、非洲美学、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简帛美学是中国美学的一部分,确切地说应为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范畴。
中国古代美学以中华民族的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家、文学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对审美活动的各个方面,诸如审美的过程,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审美能力,以及在审美体验基础上形成的审美个性、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等方面的内容⑧参见皮朝纲、李天道、钟仕伦:《中国美学体系论》,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因此,简帛美学的研究应以具有以上“美学”性质和内容的简牍与帛书为重点和中心。广义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包含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和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研究。审美意识是“主体心灵在审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①朱志荣:《论中国审美意识史研究的价值》,《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它是历代器物、艺术品等体现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而美学思想是对审美意识的理性反思、理论概括与阐释,是呈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一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就是一系列古代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的发生、发展与流变的历史。所以简帛美学不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研究,而属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简帛文献中呈现为理论形态的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揭示蕴含其中的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
自宗白华先生于1932年提出“中国美学”这一概念并倡导中国美学原理的“系统化”②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至今已经九十年了。许多前辈学人在中国美学理论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这一切的基础与前提是中国美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正如张法教授所言:“中国美学史的形成,是由现代学术中的美学框架在中国古代的浩繁文献中去寻找与之相关的材料,再用现代学科中美学的结构加以组织,而形成中国美学史这一学科。”③张法:《文艺学·艺术学·美学——体系构架与关键语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几十年来的中国美学研究几乎全都聚焦于传世文献,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主要是对传世文献中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如今,大量具有“美学”性质和内容的简帛文献出土与公布,为我们进行中国古代美学,尤其是早期中国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角度,那么,在进行传世文献美学思想研究的同时,进行出土简帛文献美学思想研究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简帛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出土文献中的美学思想,它虽然是相对于传世文献美学思想研究而言的,但两者并不是相互排斥与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出土简帛文献及其美学思想研究,传世文献美学思想研究的提法也就毫无意义,它们同属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范围,是互助共生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美学不可缺少的两部分。
据史籍记载,我国从汉代开始就有简牍文献的陆续出土,如汉武帝末年发现的“孔壁藏书”,涉及《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文献,皆用秦以前的文字书写④参见班固:《汉书》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6页。;西晋时,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汲冢竹书”,含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古书几十种⑤参见房玄龄等撰:《晋书》第5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2-1344页。。但是,古代出土的简牍文献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整理与研究,早已不是文献之原本,如《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这些古代出土的简帛文献等同于传世文献。所以,简帛美学的研究范围应该限定在20世纪以来出土的和将要出土的简帛文献之内,而古代出土的简帛文献则应纳入传世文献美学思想的研究范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凡是被证伪的出土简帛文献也应从中剔除。可以说,简帛美学的研究范围不是封闭固定的而是动态开放的。此外,我们提出的“简帛美学”,其实质是“中国简帛美学”,因为国外也有简帛文献或类似于简帛的文献出土⑥如莎草纸、羊皮纸、木简等抄件。参见耶格尔:《文本考据》,丰卫平译,载刘小峰编:《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142页。,但它们已超出“简帛美学”的研究范围,“简帛美学”的“简帛”特指我国境内发现和出土的简牍与帛书。
质言之,简帛美学是简帛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它既是简帛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简帛美学主要以20世纪以来出土的和将要出土的简帛文献中的美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与传世文献美学思想研究是互助共生、相互补充与促进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推动着中国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
面对20世纪以来大量涌现的简帛文献,简帛学这一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经几代学人的努力而最终建立,并迅速成为国际性“显学”。近年来,简帛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紧密结合,各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简牍与帛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简牍文书学、简帛文字学、简帛文学、简帛医学、简帛兵学等分支学科和研究新方向。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简帛美学的研究较之其他方向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起步也更晚。1999年,李学勤先生在北京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就指出,除一些出土文献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和使大家更加清楚地看到古代文学艺术孕育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外,“不少出土佚书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观点”①李学勤:《出土佚书的三点贡献》,《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简牍典籍的出现,冲击着我们以往的文学观念,对陈旧的文艺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②李均明、刘国忠、刘光胜、邬文玲:《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因此,我们应重视出土简帛文献,加强出土简帛文献美学思想研究和简帛美学的学科建设,正确认识和积极发挥简帛文献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
钱存训先生说:“今日存世的古代文字,曾经无数次的毁坏、复现、修订和复制。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故意的窜改,也有无心的错失;因此,有些现存的文籍和原本的出入颇大,有些则增改很多。”③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书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2页。出土简帛文献则是未经后世修改的失而复得的“直接史料”④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我们所倡导的简帛美学正是立足于这些“直接史料”的研究,克服了以往因条件限制而倚重传世文献的美学研究,能够真实反映出文献成书时代的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这是简帛美学研究的首要价值。例如郭店楚简中发现的、成书于孔孟之间的《缁衣》,其开篇云“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第1简)⑤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此句在传世文献《礼记·缁衣》中为“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⑥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7页。。2001年公布的上博简《缁衣》与郭店楚简《缁衣》一致,作“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第1简)⑦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这就说明楚简《缁衣》才是反映先秦儒家之美丑观念的“原本”,《礼记·缁衣》则是经汉儒修改过的文本⑧郭静云:《亲仁与天命——从〈缁衣〉看先秦儒学转化成“经”》,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6页。。通过《诗经》中的《缁衣》与《巷伯》二诗可知,“缁衣”代表着“善中之善”⑨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6页。的道德品质,“巷伯”则指谄媚之人。“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就是以“缁衣”为美、以“巷伯”为丑,体现出先秦儒家将道德视作美丑之标准的审美观念,是对孔子“里仁为美”(《论语·里仁》)[10]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1页。、“尽善尽美”(《论语·八佾》)[11]《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参见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9页。思想的发展与提炼,彰显出儒家重视美的道德内涵、重视艺术的道德教化功能的特点,为后世儒家“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12]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5页。、“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13]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页。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20世纪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中,有不少是失传两千多年的佚籍,如近来公布的上博简,其中包含近百种文献,但可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不到十种,也就是说90%的上博简为先秦佚籍。傅斯年先生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①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朱光潜先生说:“在发扬我们已有的美学传统方面,首先要做的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②朱光潜:《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应该做些什么?》,《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皮朝纲先生说:“中国美学学科的建立、形成和发展,中国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都是与中国美学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和研究的进展和成绩分不开的。”③皮朝纲:《中国古典美学思辨录》,香港新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而具有“美学”性质和内容的出土简帛佚籍正是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一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可填补一些学术空白,解决美学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推动中国美学的进步。上博简《孔子诗论》就丰富了我们对早期儒家诗歌美学的认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博简《性情论》体现出儒家在审美心理学方面的早期开拓。此外,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为我们打开了研究先秦黄老道家及其美学思想的一扇窗户。一方面,《黄帝四经》在老子之“道”本论基础上提出“合之而涅于美”④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一)》,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的命题,使“道”为美之本体的观点更加明确;另一方面,《黄帝四经》要求统治者追求“圣人”的理想人生境界,这不仅可使统治者自身“正道循理”“循名究理”⑤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一)》,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也可让天下“正道循理”“循名究理”,即达到一种名实相副的理想状态,这就是黄老道家所认为的“美”。由此可见,道家美学发展到战国中期,分化出不同于老庄美学的另一派——黄老道家美学,它虽以老子美学为渊源,但同时又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从而倾向于一种政治美学。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填补了道家美学由先秦到汉代的一些空白,使先秦道家美学的全貌得以进一步呈现。
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疑古辨伪”的学派——“古史辨派”。该派高举大胆疑古的旗帜,广泛吸收西方近代史学、考古学等理论,对我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典籍进行了辨伪,许多古籍被证明为假托晚出。如今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证明了一些古籍并不“伪”,而是先秦古籍,应该将其放入先秦文化背景中加以讨论与研究。这就是出土简帛文献发挥的“证真”功能。例如,相继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郭店楚简《老子》和北大汉简《老子》,就构成了《老子》文本发生、发展与定型的“完整链条”⑥韩巍:《北大汉简〈老子〉简介》,《文物》2011年第6期。,认为《老子》晚出的观点需要进一步讨论⑦如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景山书社1933年版,第516页。,成书于战国早期的楚简《老子》代表着春秋末期老子本人的思想。这再一次巩固了中国美学的起点非孔子美学⑧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前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而是老子美学的观点。此外,关于《文子》一书,历来被认为是后世假托之作,故它几乎没有出现在任何道家美学的研究之中。1973年出土的定州汉墓竹简《文子》与传世本《文子·道德》篇相对应,而汉简《文子》成书于战国末期⑨参见李定生、徐慧君:《文子要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那么至少与之相对应的传世本《文子·道德》篇应纳入先秦道家美学的研究范围,成为先秦道家美学的组成部分。《文子·道德》所谓“故物生者道也,长者德也,爱者仁也,正者义也,敬者礼也”[10]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5页。正是对楚简《老子》美学思想的传承,体现出战国末期的道家美学在以“道”为本基础上融入儒家仁、义、礼等的思想特点。
简言之,简帛美学是对20世纪以来出土和将要出土的简帛文献中的美学思想的研究,它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古代美学,尤其是早期中国美学的真实面貌,还可填补美学史上的一些空白,开拓一些未知领域,让早期中国美学的发展脉络更加明晰,从而促进中国美学研究新增长点的萌发,进一步推动中国美学研究的进步。
面对数以万计简帛文献的出土、简帛学研究越来越细化以及中国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开展简帛美学研究、构建简帛美学这一新学问的条件已经成熟。简帛美学是简帛学与美学的交叉整合,既是简帛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中国美学研究的新方向。它主要以20世纪以来出土的和将要出土的简帛文献中的美学思想为研究对象,涉及审美标准、审美情感、审美创作、审美理想以及文学艺术的功能等多方面内容。刘成纪教授说:“像郭店楚简和马王堆本的《老子》,即使今天行世的王弼本与其相比是晚出的,而且其思想包含着对老子故意误读甚至歪曲的成分,但它却铸成了后世对老子的理解,形成了在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中的实际‘效果史’。这样,错也就成了对,也就成了‘将错就错’式的思想史建构。”①刘成纪:《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3页。因此,我们倡导开展简帛美学研究、构建简帛美学这一新学问,并不是要否定传世文献美学思想研究及其价值,而是一方面通过出土文献,展现出早期中国美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开拓一些未知领域,另一方面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两者,揭示出早期中国美学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一段时期内逐渐生成的,如由楚简《老子》、帛书《老子》到汉简《老子》,再到王弼本《老子》,就体现出老子美学由发生、发展到定型的生成过程。总之,简帛美学的构建与研究,应坚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既要通过新材料对早期中国美学思想进行重新审视与研究,又要重视传世文献及其实际影响,让出土文献美学思想研究与传世文献美学思想研究一道,推动中国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育精神”的弘扬提供更多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原初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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