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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各国向海洋发展的比较(下)

时间:2024-02-14 12:15:01 来源:网友投稿

马克垚

1.中国地理环境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东临大海,西凭高山,北边为广袤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南边水草丰满、森林茂密,但在古代是瘴疠之乡、毒蛇猛兽出没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并未造成中国与外界阻隔,古代的中国先民即曾越过重重困难,向外发展,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穆天子传》载周穆王(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1年)西游往会西王母,其路线大约是经甘肃、青海、新疆直抵帕米尔。殷遗民箕子东游朝鲜,秦人徐福跨越大海到达日本。这些记载和传说反映了我国先民的开创精神和发展业绩。

我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各处气候、地理条件多有不同。东北是寒温带森林区,有草原、沼泽分布;
华北是黄土高原,土质肥沃,宜于农耕;
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水源丰富,沼泽密布。西北有干旱草原和内陆荒漠,亦有灌木林和浅水池沼;
西南青藏高原,冰川广布,云贵高原则多河谷盆地和热带雨林。在华北平原直至秦岭以南地区,是我国早期农业的发达地区;
华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最先诞生、发展的地方。

我国的西北直到东北一带,横亘着广袤的草原和荒漠,这里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古代游牧民族生活条件恶劣,生产条件简陋,必须从南部农业地区获得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才得以维生。他们也向农业民族提供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如牲畜和畜产品。所以,双方的贸易交往是必不可少的。伴随着和平贸易,国家之间为掠夺资源也时常进行战争。中国古代王朝,主要关注西北部游牧民族的侵略活动,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

中国东部面向大海,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绵延长达18 000公里,古代居民就有向海而生的习惯。齐有鱼盐之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大陆上河流密布,湖泊众多,许多国家争霸之时,已经发展出水军作战的各种器械和方法,包括建造船只、训练水军等,春秋时期吴、越、楚之间的争霸战争即利用了水军。

中国古代向海而生的历史,显得十分迟缓。从秦始皇统一开始,中国长期是一个统一的陆上大国,农业发达,不大需要到海洋寻找生活资源。沿海居民虽然有鱼盐之利,但长期也以农业为主,没有向海洋发展。由于西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略,因此历朝历代都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西北方面,从秦始皇开始就是这样。

2.秦代的海洋事业

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他统一中国后,也曾经到海边巡游:

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泰山,和鲁儒生商议后进行了封禅仪式。然后并渤海以东,“穷成山,登之罘”,“登琅邪,大乐之”,“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①《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4页。他刻石歌颂自己的功德:“事已大毕,乃临于海。”就是到海边望了望,没做什么事;
虽然移民三万户到山东,但可能是为了以后再来时能保障供应。

二十九年始皇帝再次巡游,“逮于海隅,遂登之罘”,到达琅邪。三十二年,始皇帝又到碣石。三十七年,秦始皇进行了最大的一次巡游,丞相李斯和少子胡亥跟随。南下到云梦泽,祭祀虞舜于九疑山,沿长江而下,到了浙江,渡过钱塘江,在会稽祭祀大禹,并在这里眺望大海。然后从浙江乘船出海北上,一直到达山东的琅邪。这是秦始皇唯一一次真正沿海巡游,在当时条件下,十分难能可贵。可惜他在归途中就病死了。②《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9、251、260页。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向南方征讨,“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③《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53页。今天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一带,当时居住着瓯越、闽越、南越等少数民族。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为图“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命大将尉屠睢带领大军五十万①伐南越军达五十万之众,不可信。应该是十万人。参见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179页。,分为五军,攻击南越等地。江南水道纵横,可能用船只运输军队,但史书无载,详情不明。因为后勤补给困难,又开凿灵渠为粮道。这次战役并不顺利,虽然杀了越人的酋长,但越人躲入丛林中,不肯投降,而且乘黑夜攻击秦军,杀将军尉屠睢。秦始皇损兵折将,不得已派遣适戌在那里守卫。②《淮南子·人间训》,《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2页。

秦始皇真正派人出海,是为求仙人和不死之药。这在当时是十分盛行的一种迷信。据司马迁说,仙人之说和邹衍所倡导的终始五德之说有关系。邹衍的学说中有一些地理知识,但许多部分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宣传天命论,成为方士的由来。方士大多为燕、齐人,他们生活在海边,开始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③《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9页。在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之时,这些人就入海求神仙。说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里有仙人和不死之药;
远处可以看见,到山的附近反而在水下;
船只到山前就会被吹走,所以老是到不了。这一些鬼话在战国时代就骗了好多国君。

秦始皇时期,方士不可胜数,有名有姓的就有好几个。秦始皇也希望能遇见仙人,找到不死之药,所以多次派人入海寻找。

二十八年,秦始皇到了琅邪,有齐人徐市(福)上书,于是秦始皇派他“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据淮南王刘安的说法,徐福就是装神弄鬼,他先是说入海遇见大鱼阻挡,秦始皇派人去射大鱼,还亲自去射大鱼。后来又说见到大神,神说秦始皇的礼太薄,所以不给延年益寿药,说要童男女和百工等才行。于是,秦始皇派遣徐福率领童男女三千人,后行还要送五谷种子和百工。到了平原广泽,徐福自己称王,不回来了。④《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086页。这就是有名的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是日本弥生文化的起源。

三十二年,秦始皇到了碣石,又派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据说这两个也是古仙人),还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同年派两批人去,看来秦始皇挺执着于此。这些骗子不断戏弄秦始皇。那个卢生告诉秦始皇说,从海上回来看见图书(大概是他伪造的图吧),“亡秦者胡也”。他又造谣说,秦始皇应该让别人看不见,然后就可以见到“真人”,得到不死之药。最后大概发现这些骗局要被拆穿了,于是卢生、侯生相率逃亡。秦始皇方才醒悟,原来这些方士都是骗子,不死之药不可得,乃将他们逮捕审问,最后坑杀其中六百四十余人,终结了这场求仙人、求不死之药的闹剧。

3.汉代的对外发展

汉初经七十余年休养生息,国家经济状况转好,人民生活富裕。而北方匈奴日益强大,冒顿单于即位后,不断侵略扩张,不时侵扰汉朝边境,而且深入内地。以后继位的几个单于继续冒顿的政策,双方冲突愈演愈烈。汉高祖率兵伐匈奴,被困于平城,险些做了匈奴的俘虏,不得已与之和亲。但匈奴仍然不断袭扰,对中原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破坏。

汉武帝时,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准备已经比较充分。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进入主动进攻时期,期间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的战事最为著名。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卫青出代郡,与右贤王战斗,霍去病出定襄,寻找单于主力。这次是深入漠北,长途远征,有十余万匹马相随,还有数十万步兵担任辎重运输。卫青遇见单于主力,混战中单于逃脱,大战中斩敌首万余级;
霍去病奔驰二千余里,捕获匈奴大小首领八十余人、士兵七万余众。汉军追击到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抵达翰海(今呼伦湖、贝尔湖)。匈奴损失巨大,被杀者达八九万,远退北方,“幕南无王庭”。汉朝损失也不小,军士死十万数,马匹损失更大,以后再无力发动这样规模的战争。汉朝占领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设置屯田,驻扎吏卒五六万,不断向北方发展。

武帝之后,昭帝、宣帝时,与匈奴的战争仍然继续,不过匈奴内部日益分裂,相互混战。南匈奴内附,和汉族融合,进行农业生产。东汉时,再次击败北匈奴,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大军出击,出塞三千余里,北匈奴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耿秉在燕然山刻石纪功。以后北匈奴一部分被鲜卑并吞,一部分走上西迁的道路。齐思和先生著文描述了匈奴西迁到欧洲的过程和他们在欧洲的活动。①详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汉代已经建立海军,汉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肆,修武备云”②《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90页。。楼船军主要在南方各地设立,属于郡国兵,征发渔民子弟充军,没有常任指挥官。如有征伐,临时派遣指挥官领军作战。平时有官员负责水军的训练和管理。《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在长安修昆明池,周围四十里,用以训练水军。汉代造船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可以建造三层高的楼船,高十余丈。每层都有女墙,可以发射箭矢,攻击敌人,保护自己。这种船只体形高大,能运载许多兵士,据说多者可达千人,但是船为平底,抗风浪能力差,遇风浪很容易倾覆。此外,还有狭长的艨冲,专门用以撞击敌船;
先登、赤马等轻型战船则可以快速进攻,接敌作战。我们从考古发现的战国时代水陆攻战纹铜鉴等器物上看出,战船分上、下两层,下层的浆手伐船前进后退,上层是士兵用弓矢、长钩矛、长斧等相互攻击,是一种接舷战,如果敌船与我船接近,或射箭、或登船相互格杀,和在岸上基本相同。船上还有用来指挥的旗、鼓等。这时船只的装备已经十分完备,有楫和棹,亦有橹、舵和帆等。楫和棹都是浆,楫比较短,水手在船边划浆,入水浅;
棹比较长,在船边做了固定浆板的支点,力量就比较大。橹由浆演进而成,把入水一侧的板做成弯形,摇动橹就可以产生不间断的推力,是我国对造船和航海的突出贡献。另外,船尾舵专门用以掌握船只的方向,帆则利用风力使船前进,有固定帆,在任何风向下都可以调整帆的角度,使船前进。船只内部,横向做了分割船舱的隔板,这样即使一舱漏水,也不影响整个船只,还可以快速堵塞漏洞,修复损坏。这是我国对世界航海技术的伟大贡献。有了这些装备,中国当时的海军力量可以说是相当强大了。

汉武帝在和匈奴作战取得胜利后,发动了对南方的统一战争。首先是派兵攻占南粤。南粤本是秦朝建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等地(今广东、广西、湖南南部),秦灭亡后,汉人赵陀自立为王。汉武帝时,南粤王已经归顺,但是其丞相吕嘉杀南粤王母子和汉使,拥兵对抗。元鼎五年(公元前119年),武帝派十万大军分四路攻南粤。他们从水路进军,进至番禺(广州)城下,经过激战,平定南粤,于当地设立谵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9个郡,疆域包括今越南北部的河内、清化、义安等地。

闽粤是今福建一带,汉武帝任命朱买臣为会稽太守,令其“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马俱进”。当汉朝进攻南粤时,闽粤自请协助,而实际上却与南粤暗通消息,先是按兵不动,后来公开反叛。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命令五路大军进攻闽粤,闽粤投降,东南沿海完全收归中国版图。

朝鲜久为中国大陆的属地。汉初,燕人卫满率千余人东走出塞,渡过贝水(今清川江),自号韩王,建都王险(今平壤附近),但他仍然是汉朝的外臣,受辽东太守节制。韩王子右渠继位,切断了与汉朝联系。汉武帝派使臣劝说右渠归顺,使臣杀死送他回国的朝鲜使者,于是引起战争。

汉武帝派遣陆军过贝水进攻,另派楼船军五万,自胶东之罘(今烟台)渡过渤海,直取王险城。五万大军渡海作战说明汉朝的水军力量已经十分强大。但两支部队互不协调,都打了败仗。经过一段时间整顿后,汉军终于攻克王险城,朝鲜相杀右渠投降。汉在朝鲜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4郡,进行统治。①参见《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47—3967页。

但是,汉朝边防的重点仍在西部和北部,匈奴是防御的主要对象。武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基本和匈奴打了个平手,军费消耗巨大,后来实行算缗、告缗政策,财政才有好转。算缗是征收工商业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告缗是临时性措施,没有给工商业造成大伤害。汉武帝能够实行这些政策,根本是西汉生产发达,经济良好,小农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保证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到了东汉,农民的依附关系加强,小农经济退化,商品经济也退化,所以“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②《后汉书·臧宫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97页。陆上的防御还做不好,海上就更没有什么进展了。③参见马克垚:《汉朝和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3—210页。

可以说,汉代虽然建立了相当强大的海军,但进行的海战是开疆拓土的统一战争。当时中国疆域广大,没有必要向海洋寻求经济利益,基本上没有从海洋向外扩张的动力。汉帝国是一个陆上帝国,没有成为海上帝国。

4.唐宋时期的海军及海战

唐宋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许多船场可以造500吨以上的大船,航海船只都有水密隔舱,航行使用指南针。宋人著《萍洲可谈》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我国已把指南针用于航海,后来这一技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是我国对世界航海史的一大贡献。

唐朝的海战主要是征伐高丽,收复西晋时被高丽占领的辽东故地。唐军几次远征都是用海船运兵到朝鲜,再登陆作战。668年,唐军攻克平壤,收复辽东,在其地设安东都督府。此前663年,倭国(日本)曾以援助百济为名进攻新罗,这次唐军支援新罗,大将刘仁轨率水师战倭兵于白江口,四战四捷,焚倭船四百余艘,“烟焰滔天,海水尽赤”①《旧唐书·刘仁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91页。。这大概是一次火攻的胜利。

宋代海军不只是使用冷兵器,因为已经发明了火药,所以用上了火器。如火箭,用弓弩发射火药包,先点火然后射出;
火炮,即用抛石机或人力投掷装有火药的铁罐或药包,也是先要将其点燃。南宋时火器进一步发展,发明了可以发射的火兵器,如突火枪,用巨竹为筒,内装瓷片、碎石、碎铁子等,点燃火药将这些东西射出,虽然射程很近,但已经是一种可以发射的真正武器了。

南宋水军为挽救朝廷危亡曾累立战功。1129年(建炎三年),金大将宗弼(兀术)率大军南侵,直逼临安。高宗赵构一路逃跑,不敢抵抗。大将韩世宗准备截击金军于归途,率水兵8千人阻击金军于镇江,金军被迫进入河道湮塞的黄天荡,韩世宗水军战舰高大,用铁钩钩住金军小船,使之倾覆,取得胜利。后来金军用火攻,方才乘机逃回,但此后30余年,不敢再南下进攻。

1161年(宋绍兴31年),金主完颜亮派四路大军南侵,想一举灭亡南宋。南宋李宝以水军三千人阻击企图登陆杭州湾的金国水军,在石臼岛与之相遇。金水军有战船600艘,官兵3万人,水手4万人,但金军不习水战,水手多为汉人。10月27日,李宝趁风向有利,突然冲入金水军泊地,用火箭猛射,大火延烧金军战船数百艘。火所不及者,南宋军士登舟杀敌,金军大败,溺死者甚多,一些将帅也被杀,损失器械粮物甚多。李宝以三千之众,打败了数万金兵,粉碎了完颜亮灭亡南宋的计划。

不久,完颜亮以17万大军再度南侵,欲从寿春渡过淮河。担任淮西防务的王权不敢抵抗,致使金军顺利过河,宋军退至长江中的采石。前来劳军的文官虞允文主动担当起江防任务,收拾部队,只得1.8万人。他对江防作了周密部署,步骑兵隐蔽在高地后面,以水军为主力,在江中阻止敌军渡江。宋军有艨艟、海鰌等先进战船,而金军船只是临时拆取民房木板建成,很不牢固。当金军战船接近时,宋军海鰌船猛冲猛撞,金军船大部分被撞沉,士兵纷纷落水,又被宋军射死,金军损失四千余人。虞允文料定敌人次日必将再次进攻,乃分水兵为两部分,于上、下游待机歼敌。果然,次日金兵又来,宋水军上、下夹击,海鰌船横冲直撞,霹雳炮声震如雷,焚敌船三百艘。完颜亮退至扬州,拟从京口(今镇江)渡江,虞允文移师京口,金兵不能渡,最后完颜亮被部下杀死,金军全部北撤。宋军三次水战大败金军,保证了南宋划江而治、偏安一隅的局面。①三次水战,详见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18—124页。

5.元朝的水师与海战

元朝继承成吉思汗衣钵,在占领中国后不断向海外扩张,有演变为海洋大国的趋势。元朝的造船业和航运业比宋朝还要发达,水军多达十几万人,进行过多次海上战争。但是元朝的海上扩张不是为了贸易、商业利益,而是为了蒙古大军的荣耀。

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两次跨海进攻日本。1274年,他派高丽使者数次去日本说降,目的未果,于是决意征讨日本。忽必烈命高丽造各种军舰900艘,出动蒙汉军2万人、高丽军1.2万人,开始东征。当年十月,大军从高丽驶往日本,占领对马岛、壹岐岛,然后向九州进发,沿途遭遇日军抵抗,副统帅受伤,部队伤亡不少,于是决定后撤回国,因不熟悉博多湾的地理水文情况,遇暴风雨,船只触礁沉没者多,损失1.3万人。

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这次有汉军10余万人,蒙古、高丽军3万余人,但缺乏统一指挥,诸将各行其是,遭遇日军抵抗后,损失不小。加之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后来又遇台风袭击,许多军士溺死。汉军统帅弃3万余军人不顾,乘船逃归。这次进军又以失败告终。此后忽必烈仍然下令继续准备进攻日本,直到1294年他死去这一计划才告结束。

占城在今天越南的中南部,汉、唐以来即为中国友好邻邦。元朝时,占城新王不愿意受制于元,于是忽必烈在1282年派遣江浙、福建、湖广兵5千人,乘海船进攻占城。占城出动万余兵力奋勇抵抗,但不免失败,元军也损失不少。后来占城遣使入贡,双方恢复正常关系。

忽必烈还发兵进攻安南。安南一直为中国藩属,后来建立李朝(1009—1225),以升龙(今河内)为都城。李朝以后是陈朝(1226—1400)。这两个朝代都和中国有贡纳关系。忽必烈要进一步控制安南,提出“君长亲朝”“子弟入贡”“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六项要求,遭到拒绝。1285年,元军分六路进攻,安南军不断抵抗,虽然丢失土地,损失不小,但仍然坚持斗争。元军不习惯在水网地带作战,又不耐暑热,疾病流行,只好撤军回国。1286年,元军9万再次远征越南,水陆并进,攻破安南都城。陈朝国王败退海上,元军追击不及,兵疲又不服水土,不得已撤军,在撤退途中遭安南军堵击,损失不少。后来忽必烈死,征服安南的计划也作罢。

元朝最远的一次海上作战是征服爪哇。爪哇古称阇婆国,和中国保持友好往来。忽必烈因该国遣使入朝,王室成员未亲至而不满,派兵远征。1292年,派史弼为统帅,率兵两万,战船千艘出征。从泉州出发,路上风大浪高,士卒数日不能进食。经过占城,到达加里曼丹,在此伐木造小船,准备登陆爪哇。次年二月,登陆成功。当时爪哇国王正和邻国交战,向元军求救。元军打败其邻国,大获全胜。元军统帅要求携带爪哇降表和进贡珠宝回国,途中爪哇突变,杀害元军统帅,展开进攻。元军且战且退,到达海边后登船返航,在海上航行68昼夜,抵达泉州。这次远征爪哇损失士兵3千人,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元朝从一个陆上大国同时转变成为海上大国的企图,没有成功。不能成功的原因,一是元水军大多为汉人,汉人、南人在元朝均受歧视,因此作战不力;
二是元朝的海外扩张没有经济基础,主要是为侵略而侵略,为扩张而扩张,打了败仗就罢兵,缺乏进一步行动的动力;
三是元军劳师远征,后援往往不济,所以累累失败。

6.向海洋进军的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也是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数千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统治着辽阔的国土,建立了完善的、复杂的官僚系统,对全国进行垂直管理,对农业、土地的管理十分严格。《通典·食货典·田制》中说,“谷者,人之司命也;
地者,谷之所生也;
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辩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如此三者,谓之治政”。土地、农业、劳动力是治国理政的三件大事。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主导思想是认为农业是本业,工商业是末业。统治者每年要向天、地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祈求丰年;
皇帝要亲耕籍田,表示尊重农业;
地方官吏的职责之一是劝课农桑,使农业兴盛;
国家在农业上有大量投入,如移民垦荒,对贫苦农民往往贷耕牛、种食;
兴修巨大水利工程,以利农业生产。这些在西欧中世纪国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不断重复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论调,政策上也采取一定措施。但是,经济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事实上往往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抑商理论和政策并没有多大效果,没有严重地压制商业活动。①赵冈、陈仲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46页。

有了经济的发展,国家就可以征收税赋,供应统治者、官吏、军队的需要。经济发展是财税的基础。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与税收和西欧有所不同。第一,中国的税收从很早的古代起,就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标志。国家向人民收税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个原则就是孟子所说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②《孟子·滕文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页。。中国古代政府的财政原则是仁政(这也许是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即应该轻徭薄赋,不能横征暴敛。汉代就是“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与民”③《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27页。。唐德宗时,杨炎行两税法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与人,量出以制入”①《新唐书·杨炎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724页。。由此开启了国家的预算制度,同时把赋税按照实际需要征收并成为一种制度,使税收不至于向无序化发展。

西欧的税收原则,到近代早期仍然沿袭中世纪时的状况,即国家税收分为正常收入和额外收入,正常收入是国王在自己领地上的收入,以及其他封建权利的收入等,国王(即国家)应该依靠这一收入维持,如果不足,才能向下级臣民征税,所以把这种税收称为额外收入。而根据原则,额外征收需取得臣民的同意。因为额外收入的主要需要是战争费用,而战争是国王保卫自己臣民的义务,所以国王总是不断征收额外费用。②参见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中国古代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理想的税收政策应该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一般土地税、人头税都不高,徭役比较重。从汉代起,盐、铁生产由国家管理收税,后代一直延续,这就是禁榷制度。禁榷制度历来被认为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它主要是官督商办,既增加税收也给私营商业留下了发展空间③参见马克垚:《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3—176页。,所以私营工商业仍然不断发展。西欧中世纪由于土地和人民都被封建主分割占有,国家无法在全国征收赋税,只能在道路、桥梁等处设立关卡,盘剥商人。各地封建主也在自己的领地上如法炮制。据估计,13世纪在卢瓦河上有收税站130个;
15世纪在塞纳河上关卡很多,谷物运行200英里所付税款等于其出售价格的一半。13、14世纪之交时,德国威悉河上有收税站30多个,易北河上至少有35个。④详见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钟和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西欧国家疆域很小,工商业税演变成关税,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剩余产品不多,小农经济虽然是封建社会的支柱,但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并不太好;
丰年略有剩余,凶年则温饱不保,甚至濒临死亡。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越到后来越不足以维持国家需要。

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比唐代上了一个台阶。这时田制不立,土地成为可以自由转移的财产,因此出现农民分化,许多农民成为官家或私人的佃户,也有许多农民是自耕小农,他们根据所耕作的土地交纳地租和田赋。因为冗官、冗兵,对外战争不断,军费增加,还须向外纳币求和,所以财政困难。国家多方征税,在工商业发达的情况下,工商业税超过田赋收入,成为税收主要来源。根据刘光临的计算,宋代公元1077年,田赋为20 213万缗,占32.2%,间接税为42 484万缗,占67.7%。⑤William Guanglin Liu,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p.48.宋初立国,即制定“商税则例”,规定每千钱算二十,并规定课税商品名目。由于当时对外贸易发达,所以关税征收也多,征收关税的主管为市舶司,设立市舶司的城市有广州、明州、杭州等八处,获利丰厚,动辄数十万缗。南宋时市舶司收入尤多,达百万缗甚至二百万缗,占岁课的1/20①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宋代已经实现了政府收入高度货币化,并且发行纸币(交子)以助流通,又铸造大量铜钱,所以市场经济发达,税收收入也高,政府已经学习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王安石变法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要向工商业收取流通税。所以,宋代中国已经有了向海洋发展的趋势,从一个大陆国家发展成为兼顾海洋的国家,因为当时有了向海而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南宋,偏安江左,面向大海,深得工商业之利。解决财政困难,挽救危亡,都需要向海洋发展。在军事力量上,宋朝可以用海军打败金兵,保住了偏安局面,但是武力太弱,无力出海发展,不久被元朝灭亡,向海洋国家发展的势头就此结束。

7.元、明、清倒退的海洋政策

一般都说蒙古建立了囊括全球的大帝国,四通八达,陆上、海上贸易都十分发达,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元人擅长骑马作战,没有水军,更缺乏海战技术。向南宋的进攻依靠海战,它策反了蒲寿庚,使海军大振。蒲寿庚祖先乃大食人,世代在华经营,起先在广州,后迁徙到泉州。宋朝宽松的贸易政策,培育了他的家族成为巨富,一直做到提举泉州市舶司,有海船数百艘。蒲寿庚恩将仇报,元人进攻南宋时,他不仅投降还大杀南宋宗室、士大夫和宋军。②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7、157页。他以数百艘海船助蒙古南下,灭亡了南宋。

元朝起初也设市舶司,但它实行“官本船”制,实际上是一种禁海政策。官本船制是政府出船只和本钱,由贵族、官僚经营海外贸易,“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双方七三分成。严禁私商下海,宋代的自由贸易完全被禁绝了。如前所述,元朝数次向外征伐,因为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持,失败后就偃旗息鼓了。

明代建国后,北虏南倭是心腹大患。北边元朝的旧势力,史称北元,有引弓之士百万;
以后演变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以鞑靼势力最大。明太祖朱元璋虽定都南京,但一直思考迁都北方,以对抗蒙古。曾经派太子朱标考察在西安或洛阳建都,因为朱标不幸早死而作罢。他在北边分封诸王镇守,四子朱棣是主要力量。朱棣即位后,曾数次打败鞑靼和瓦剌,但蒙古的威胁一直存在。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大举南侵,在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俘虏前来迎战的明英宗,史称土木之变。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铁骑进逼京师,在北京城外大掠八天,满载而归。1570年,明朝和俺答汗达成和约,虽然保持了和平,但每年给蒙古的金帛数量惊人,成为明朝财政的一大负担。

明初对海上保持高度戒备,一是被打败的陈友谅、张士诚余部仍然在海外岛屿坚守,不时攻击明军,造成破坏;
二是所谓倭寇,即日本武士,时常到中国沿海抢劫、杀人越货。明朝在沿海设立卫所,建水寨,派水师巡逻,进行防御。朱元璋制定了保守的对外政策,主张保境安民,对外不征不讨。“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另一方面,朱元璋又以天朝上国自居,希望八方来贡,万国来朝。建国伊始,派遣使臣出海,建立过去的朝贡体系,“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对于来贡者,则“厚往薄来”,赏赐优厚。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航海时代,但它的原则是宣扬国威,招徕夷人,规模比朱元璋时期更大,对来朝贡者赏赐数量更是惊人。1405年(永乐三年),赏给日本钞5 000锭,钱150万,织金文绮、纱罗、绢378匹。次年又赏赐白金千两,钱1 500万,锦、缎、纱罗、绢412匹等;
赐王妃白金250两,钱500万,缎、纱罗、绢84匹。①转引自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9页。“厚往薄来”做的尽是赔本生意,难以为继。

明朝实行更严格的禁海政策,朝贡贸易的使臣及其携带货物,必须到指定地点进行查验,一是勘合表文,二是清点货物数量,然后运送京师,或当地处理。这是完全由官方垄断的,除贡品可以得到大量赏赐外,其余非贡品由政府统一出售获利。除此之外严禁私人海外贸易,1371年(洪武四年),“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1381年(洪武十四年),再令“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年间颁布了6次禁海令,一次比一次严厉。永乐朝沿袭太祖的禁海令,而且变本加厉,1404年(永乐二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②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3—127页。。但是,闽浙沿海地狭民贫,人口日益增加,靠农业生产无法生存,只有向海洋求生活,或者出海捕鱼,或者出海贸易。由于海外贸易获利丰厚,许多人铤而走险,下海经商。要求进行海外贸易的人民没有话语权,禁海令下的官方记载称他们是“海盗”“奸商”“盗贼”。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从事贸易的同时也进行抢劫,这在古代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事,亦商亦盗,一身二任。西欧历史上的维金人(北欧人),8、9世纪时在波罗的海、北海一带活动,他们向南方侵袭,既是商人也是海盗。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海盗活动十分猖獗,在海峡四处抢劫,既抢劫外国人,也抢劫本国人,也从事贸易,或者直接把抢劫来的货物出售。后来他们大肆抢劫西班牙从拉丁美洲运回国内的金、银。英国不但不禁止这种抢劫,而且伊丽莎白女王还鼓励他们,甚至自己也入伙。有了国家的帮助和鼓励,这种海盗活动更加明目张胆。后来一些海盗成为英国的海军将领,参加了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中国一些学者因为一定要区分盗、商二者的身份,不断争论倭寇的性质,可说是不见怪而怪也。

海盗在明嘉靖时期尤为猖獗。这时的海盗可分三种:一是日本南北朝时期,许多武士、藩侯、浪人等,时常在我国沿海一带抢劫;
二是葡萄牙人来到,既进行贸易,也进行抢劫;
三是要求进行海外贸易的中国人,受到禁海令的阻挠,不得已沦为海盗。这是所谓海盗中的最大部分,“大抵贼中尽华人,倭者十之一二”而已。《吾学编》记载,“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筹海图编》记载,“有冤抑难理,因愤而流于为寇者;
有凭借门户,因势而利用寇者;
有货殖失计,因困而营于寇者;
有功名沦落,因傲而放于寇者;
有佣货作息,因贫而食于寇者;
有知识风水,因能而诱于寇者;
有亲属被拘,因爱而牵于寇者;
有抢掠人口,因壮而役于寇者”。①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7页。从求生计到追求利益,形成王直、郑芝龙、郑成功这些雄居海上的集团。他们占领日本、中国、马来西亚等地,有众数万、数十万,船只数百艘、数千艘。他们是大商人,可以对抗国家力量,建立起自己的贸易王国。如果明朝实行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这些要求贸易的人们就可以自由出海贸易。以那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和物产品种,一定可以开拓出海洋大国的新天地。朝廷在获利之后,再用军力支持海外贸易,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贸易船队远航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中国完全可能从一个陆地强国发展成为海上强国,不会迫于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这些小国的困扰。此外,通过贸易往来,进行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也许早就为我们所吸纳,中国早就现代化了。可惜嘉靖朝厉行海禁,比洪武、永乐更甚,仍然不能向海洋发展。

后来隆庆(1563)开海,顺应了海洋贸易不可阻挡的趋势。“准贩东、西二洋”,允许福建、广东商人自由出海贸易,并在澳门开埠,允许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并建立了征收关税制度。中国商品大量进入世界市场,丝绸、棉布、陶瓷、糖、金、黄铜、麝香、水银等,在世界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发展。为了换取中国商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缓和了中国贵金属短缺。据估计,16、17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约为1亿两,约合3 000吨②详见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3页。。外国学者的估计更多,达7 000—10 000吨。③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明朝后期白银成为通行货币,可惜当时未能将白银铸造成法定重量的货币,只是散碎银子,流通不便。

清朝建立后仍然沿袭明朝旧习,厉行海禁。因为清人出自东北,只知骑射,根本不知海洋为何物。另外因南明和江浙人民特别是郑成功的反抗,使清朝视海洋为威胁、为畏途,严禁人民出海以求平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不断下达禁海令,不许人民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如有私自出海贸易者,不论官民,即行正法,货物没收入官;
地方文武各官,如未能缉拿擒获,革职治罪;
保甲不行举报,即论死。清朝的海禁还实行野蛮的迁海政策,令沿海居民迁离海岸30里、60里甚至80、90里。元朝曾经有人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就是要杀尽华北汉人将其地作为牧场,但遭到耶律楚材的反对而作罢④《元史·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458页。。可是满清真正实行了这一“无人区”计划。从顺治年开始,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悉数徙入内地,大量人口被迫离开家乡,土地荒废,民间庐舍、积储财物尽数损坏。滨海之民老弱转死于沟壑,少壮流离四方。沿海广阔的膏腴之地成为无人区,原来繁荣发达的工商业化为乌有,人为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宋、明六百年间积累的江南物质文化,经40年的禁海迁海而毁灭大半。这次大破坏之后,江南地区经过一段休养生息,经济才得以恢复发展。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衰世。天朝大国的美梦久睡不醒,最后只能成为列强俎上的鱼肉。

希腊世界被海洋环绕,那里的城邦一开始就依靠海洋生活,如雅典。即使像斯巴达那样的农业国家,在和雅典的争霸中也很快转变成海上强国。作为陆上强国的波斯帝国,距离海洋比较远,因为征服埃及等地才转变成海上强国。但它的海军主要依靠外国人组成,所以在和希腊的战争中吃了败仗。虽然以后不断和希腊斗争,但不足以占领希腊。罗马帝国四面都是海洋,它在侵略扩张战争中比较容易地转变成为海上强国,直到武力衰落,被外来的蛮族灭亡。这些国家都没有像中国那样,西北方向有游牧民族的长期袭扰。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造成西北始终有游牧民族侵袭,历朝历代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这就牵制了向海洋发展。宋代以后,中国有向海洋发展的经济基础,但是,明、清统治者采取禁海政策,清代还厉行迁海,造成对社会经济的大破坏,使中国历史严重倒退,停滞了我国向海洋发展的势头,最后只能落后挨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瓜分的对象。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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