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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园画传》编辑刊刻情况考述

时间:2024-02-17 13:00:05 来源:网友投稿

江 兴 祐

(西泠印社出版社, 浙江杭州 310014)

清光绪年间,三集《芥子园画传》原版已漫漶不清,巢勋(1852—1917,字子馀,又字子能,号松道人、松华馆主,浙江嘉兴人)进行了临摹,重新编纂了第四集(此集系书商于嘉庆二十三年冒名所编),增加了《佩文斋书画谱》中的人物画论和自己临摹古人的稿本,增收了同时代名家名作三百余幅,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上海石版印行。这就是内容最完备、近现代以来几乎家喻户晓的巢勋临本《芥子园画传》。这个版本的扉页上,仍然署“李笠翁先生论定”“绣水王安节摹古”“原稿复印”。经过现当代著名画家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人的渲染,《芥子园画传》似乎成为学画者不二之选,似乎一直畅销不衰。事实上,上述诸人少年时见到的版本,就是巢勋临本。而康熙年间刊刻的《芥子园画传》,不仅著作权较为复杂,而且初集的销售状况并不乐观。

《芥子园画传》初集为《山水树石卷》,共五卷,扉页署“李笠翁先生论定”“绣水王安节摹古”“本衙藏板”。卷首有李渔写的序。此序叙述了《山水树石卷》成书的基本情况:李渔的女婿沈心友将家藏明代山水画家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苏州府嘉定人)课徒稿43幅,交王概整理增编,“向居金陵芥子园时,已嘱王子安节增辑编次久矣,迄今三易寒暑始获竣事”,王概“于读书之暇,分类仿摹,补其不逮,广为百三十三页。更为上穷历代,近辑名流,汇诸家所长,得全图四十页,为初学宗式。”[1](1)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芥子园画传》初集、二集、三集据康熙刻本按原来尺寸影印,版式、版框、版心未做任何改动,所做的加工仅体现在编制目录、撰写“出版说明”、标识页码三个方面。14-16沈心友在卷五“摺扇式”识语中也说:“寒家蓄古人翰墨颇多,而长蘅此册最为赏鉴家所珍重,今王子扩而充之,发前人所未发,尤为仅事。”[1]426陈扶摇在卷五“横长各式”识语中也说:“是集出自前贤秘本,兼之鹿柴先生苦心,始于丁巳春,成于己未冬,历四十余月而方告竣。其中议论确当,临摹详晰,固画学之金针。至若镌刻神巧,渲染精工,实艺林宝玩也。”[1]442两个识语所叙的内容,与李渔的《序》完全吻合。丁巳为康熙十六年(1677),己未为康熙十八年(1679)。

李渔的《序》写于“己未长至后三日”,即康熙十八年冬至后三天。从序言“予急把玩,不禁击节,有观止之叹”,“急命付梓,俾世之爱真山水者皆有画山水之乐,不必居画师之名,而已得虎头之实,所谓‘咫尺应须论万里’者,其为卧游,不亦远乎”[1]14-18,可以断定,李渔看到的是王概的整理画稿,尚未付梓,而他于次年正月十三日在杭州层园去世。从冬至到次年正月十三日,间隔时间至多不到两个月。按当时雕版及刊印的工艺水准,在两个月内要完成五卷书的刊刻,可能性不是很大。而要在印刷完毕后完成五卷书的装订,也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况且其间尚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因而,基本可以推断李渔生前无法见到此书的出版。但是,同样可以推断的是,此书编纂工作始于三年前,沈心友在芥子园刻书售书,而李渔往返于南京、杭州之间,凭李渔与沈心友的翁婿关系及李渔对书籍的热爱,尤其是李渔与沈心友于康熙十六年(1677)一起在湖州待了几个月[2]112-116,他不可能不参与此项工作。所以,扉页署“李笠翁先生论定”,当是十分可靠的。

《芥子园画传》初集出版者沈心友,字因伯,号芥子园甥馆主人。又,他在卷五识语中署“克庵沈心友谨识”,则“克庵”当是他的另一个号。生于崇祯十一年(1638),他原是奉祖父之命跟随李渔读书的,但他忠厚诚实、勇于任事的品行为李渔所器重,大约在顺治十七年(1660)被李渔招赘为婿,成为长女淑昭的丈夫。李渔自五十岁始,才陆续生了五个儿子,因而沈心友入赘时,既当助手,又系学生。他帮助李渔打理家政,编辑书刊,管理书铺,评点诗文,进而与李渔唱和,成为李渔事业的真正传人。李渔在诗文中对沈心友每多赞誉,如《怀阿倩沈因伯暨吾女淑昭》写道:“自汝入甥馆,予即东西驰。家政谁代庖,恃尔双雄雌。内委丈夫女,外属东床儿。总因诸子幼,虽生若无之。”[3]14康熙十六年,李渔在《阿倩沈因伯四十初度,时伴予客笤川,是日初至》中写道:“一生皆累汝,今日更惭予。母女同艰食,翁婿并饥驱。”[3]34又有同题七律写道:“生辰累汝客中过,莫为无钱饮不多。迟得功名非结束,善生儿女不蹉跎。足称快婿惭翁老,肯觅封侯奈妇何。且向躬耕求利达,汉家新制力田科。”[3]234此时李渔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仍然对沈心友充满深情。

《芥子园画传》初集卷一为《青在堂画学浅说》《设色各法》,卷二为《树谱》,卷三为《山石谱》,卷四为《人物点景谱》,卷五为《摹仿名家画谱》。《青在堂画学浅说》摘录前人言论,分条目阐述画理,其中有六条后面出现“鹿柴氏曰”的解说文字,《设色各法》亦出现一条。据李渔的《序》、沈心友和陈扶摇的识语,“鹿柴”应为王概的号。又,卷一末尾有一段识语,署“时己未古重阳新亭客樵识”。有的学者认为“新亭客樵”为李渔的号(2)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首倡此说,《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54页、186页。李震宇《李渔生平考略》沿用此说,《李渔全集》第20卷,第363页。。其实,这是对文献的一种误读。识语称:“往余侍栎下先生。先生作近代《画人传》,亦曾问道于盲,有所商榷。余退而成《画董狐》一书。自晋唐以迄昭代,或人系一传,或传列数贤。客有指为画海者,尚剞劂有待。兹特浅说,俾初学耳。然亦颇不惜笔舌诱掖,不唯读书之士,见而了然画理;
即丹青之手,见而亦皇然读书。”[1]66-67其一,“栎下先生”指周亮工(1612-1672),与李渔为交往甚密的朋友,爱好绘画篆刻,曾于康熙六年(1667)为李渔编的《资治新书》二集作序,并为芥子园题手卷额“天半朱霞”,还为李渔的诗文和《闲情偶寄》做评。而李渔在《序》中自称:“余生平爱山水,但能观人画,而不能自为画。间尝舟车所至,不乏摩诘、长康之流,降心问道,多蹙额曰:‘此道可以意会,难以形传。’予甚为不解。”[1]9-11王概也说李渔见到初集书稿,“自憾未能吮毫就墨者”[4]7这说明李渔不会绘画,并无“侍栎下先生”的可能。其二,钱陆灿在卷五“方册式”《跋》中说:“吾友王子安节著《画学浅说》并摹古诸页,而因伯沈子剞劂以行。友曰:‘为画家凿破混沌矣。’余曰:‘不也。此中有真宰焉……’或请问真宰,仍揭王子读书二字,示之画。王子读书之余,曰《浅说》。”[1]382明确指出《青在堂画学浅说》的编撰者为王概。其三,《设色各法》除首列文字署“鹿柴氏曰”外,其余三处解说文字均未特别标明出自谁人之手,但其中一处首句为“余将诸件重滞之色,纷罗于前”[1]58,叙述语气与前举文字完全相同。其四,王概与周亮工除了在绘画、文学上有交流外,在印学上也有交流。他在《宝砚斋印谱序》中叙述了与顾岑交谈时涉及对篆刻界流弊的抨击。次日将观点转告周亮工,“司农亦大笑,且不以予言为狂”[5],说明周亮工赞同他的看法。此序写于康熙壬戌(1682),距周亮工去世已十多年。回忆往事,充满崇敬之情。其五,李渔既是写作者,又是出版家,生前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刊刻,几无遗珠。而现存李渔的作品中并没有《画董狐》一书,也不见详细谈论画理的文字。从上述诸方面推断,“新亭客樵”应该是王概的号。

《芥子园画传》二集为《兰谱》《竹谱》《梅谱》《菊谱》,每谱分上下册,共八册。每谱扉页均署“宇内诸名家合订”“绣水王宓草、安节、司直摹古”“芥子园甥馆珍藏”。王蓍,初名尸,字宓草,号弟为。生于顺治六年(1649),为王左车次子。工画善诗,擅长隶书,亦治印章,曾为李渔的诗文和《闲情偶寄》做评。王臬,初名孽,字司直,为王左车三子,擅长诗画。从扉页署名来看,二集当为王概、王蓍、王臬三兄弟手摹编定,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王概在《画传合编序》中指出:“沈子因伯乃出其翁婿藏弆花卉虫鸟名隽诸作,束若牛腰,俾余暨宓草、司直两弟经营临写。”“编中谱得兰竹梅菊,以为前编。复谱得山花隰卉以及草虫翎羽之属,为后编。”[4]9-13此序作于“康熙辛巳岁仲秋望日”,即康熙四十年(1701)。也就是说,二集、三集也是以李渔翁婿所藏古画为底本,由王概三兄弟临摹而成,二集为前编,三集为后编。这是王概的说法,而沈心友的说法却不一样。

首先是画作的来源。沈心友在《画传合集例言》中说:“友为是竭力访辑,凡故家远道,莫不收求。幸名画如林,可供鉴赏。”“友不惜重费,遍购古人真本,充笥盈箧,以备鉴定”[4]29-38画作是访辑而来的,而不是家藏的。沈心友强调的是,画作访辑和收购的过程,而王概表述的是,沈心友家藏画作的丰富。两人的叙述角度并不相同。

其次是临摹者。沈心友在《画传合集例言》中说:“王蕴庵、诸曦庵,武林名宿也。闻《画传》二集之请,两先生白发萧萧,欣然任事,三年乃成。兰竹二种,俱曦庵所作,蕴庵佐之。蕴庵尤工花卉,名冠两浙。故花卉一册,独出蕴庵之手……故蕴庵于梅菊二种,得心应手,各为一册。今两贤之返道山,十余年矣。友征辑书画,亦历十有八年。宇内望有成书,久而愈切。因欲刻期付梓。先是《画传》初集,乃老友王子安节定正摹古。是集仍托安节昆仲为之。笃念世好,亦欣然首肯。时值其仲弟宓草楚归,共襄是事。计兰竹梅菊二百二十馀叶,宓草删其可删者半,增其不可不增者亦半。至草木花卉中,附飞鸟昆虫二百三十馀叶,宓草仿摹增入者十之七。每册未成,勾勒影摹各色,上之枣梨,则其季弟司直综理之。每册将成,折衷于安节品骘编定。”[4]32-34王蓍在《兰谱》下册识语中也说:“予为《芥子园画传》二集,先编《兰谱》,删增武林诸日如、盐官王文蕴所摹古各法以为之。自赵、郑二公创始、君实欲谱而未成,诸、王二君成图而未锓,今予成之,芥子园锓之。”[4]87蕴庵、曦庵分别为王质、诸升的号。上述引文叙述得十分清楚,《芥子园画传》二集原是沈心友于十多年前邀请王质、诸升绘制的。王、诸去世后,沈心友又请王概三兄弟进行整理加工,而王概三兄弟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因而,沈心友又说:“是刻王、诸五先生后先临摹,竭文人之能事,罄古今之奇观。”“王、诸五先生不惮任劳,遍辑宇内文人书画,几二十年。”[4]38将著作权归于五人。这或许就是扉页署“宇内诸名家合订”的缘由所在。扉页直接署“绣水王宓草、安节、司直摹古”,或许是因为王质、诸升已经作古,而王概又是初集的临摹者,其中蕴涵着直接的商业目的。

诸升在《兰竹谱序》中说:“予性疏懒,不耐勾勒。飞白一体,王蕴庵能之。因属图数幅,合成全谱。”[4]125所言与沈心友的所述完全一致。此序写于“康熙壬戌中秋前二日”。康熙壬戌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而据沈心友所说,《兰竹谱》“三年乃成”,则此谱临摹始于康熙十九年(1680)。也就是说,《芥子园画传》二集、三集的临摹工作开始于初集面市的当年。从起始到刊刻,前后历时二十多年。又,王蓍在《竹谱》下册识语中说:“今芥子园之编定《竹谱》,故予前立起手式,一如作字四体之有八法。此全图已先创辑,属予鉴正,加以删补。”[4]173可见,上册的起手各式当为王蓍所描绘,而书中全图则是诸升所临摹,王蓍只是对其做了“删补”。

余椿在《梅菊谱序》中说:“兹复览梅菊一册,不觉击节称快。因悟古名人咏梅菊之作,何诗非画?而三先生谱梅菊之笔,何画非诗?虽按古法,实出新裁。苍古曲折,活泼萧疏,不特冷韵晚香袭袭动人,更一种意在笔先、神游境外之妙,真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4]227-228极力称扬王概三兄弟的画技,而不涉及王、诸二人。此序写于“康熙辛巳菊月”,即康熙四十年五月。下册有沈心友和王蓍分别写的识语。沈心友在识语中说:“今为是谱,尽人工画,则无限幽芳出自文人笔端,可供卧游。”[4]276肯定了此谱的艺术价值。王蓍在《梅谱》下册的识语中叙述:“此梅图二十幅,虽琢玉团冰,染脂渍墨,各备形色,以求其临风映月、照夜横溪之致,尚恐刻画无盐,未免唐突西子。”[4]277阐明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下册又有王质《跋》一篇,其中称:“芥子园甥馆主人有《画传》之订,予既为画梅,复为画菊。非敢袭高蹈之清华,取虚声而媚俗,窃愿梅花绕屋,菊遍东篱,较贵争妍,陆离灿烂,尽在尺幅中。可以自娱且以公世,使和靖、渊明见之,能不粲然而笑耶!”[4]318所述与沈心友的例言完全吻合。

《菊谱》卷首无序言(余椿的《梅菊谱序》已置于《梅谱》卷首),卷尾无跋,唯下册有王蓍识语一篇。王蓍在识语中指出,前人只有花谱涉及菊,而无画谱言及菊,“予因编定此谱,细察花叶种类,上稽古人图绘,得其形神,以便摹仿……此编虽为画谱,亦可补花谱之未及云。”[4]359按沈心友的说法,王蓍只是在王质的基础上,对《梅谱》《菊谱》进行了增删,但王蓍在两谱的识语中,却将临摹之功完全归于自己名下,与事实并不相符。

《芥子园画传》三集为《草虫花卉谱》《翎毛花卉谱》,每谱分上下册,共四册。每谱扉页均署“画传三集”“绣水王宓草、安节、司直摹古”“上册画法歌诀起手式,下册古今诸名人图画”“芥子园甥馆镌藏”。直接以“画传三集”取代了二集“宇内诸名家合订”,书中也没有留下王质、诸升的任何文字,这说明王质、诸升的影响已经或者正在消退。《草虫花卉谱》卷首为沈心友的识语,其后为王泽弘写的《序》,又后为王蓍写的《草虫花卉谱序》。王泽弘在《序》中说:“辛巳夏,余南归丈园,欲招王子宓草共数晨夕,宓草以编葺《芥子园画传》未竣辞。越四月,其书始成。”“其兄安节有《画传》初集,已发烟云丘壑之奥,今此谱继出,是安节志在穷高极远,而宓草志在研精入微。”[6]6-13将三集的增删编定工作都归功于王蓍,并指出王概与王蓍在绘画艺术追求上的不同。王蓍在《草虫花卉谱序》中也说:“兹谱立意由小而大,由简而繁,故于兰竹梅菊之后而谱众花,众花先草本而后木本,先草虫而后翎毛。”[6]18-19阐明了编辑意图和原则。王泽弘的《序》写于“康熙辛巳岁长至前一日”,王蓍的《草虫花卉谱序》写于“辛巳九月望前三日”。

沈心友在《翎毛花卉谱》识语中说:“众花分为二谱,先草本次木本,草虫翎毛各以类从。草虫已见于前编,则翎毛宜裁于是帙。条分缕晰,交相发明。至谱中勾勒着色,武林王、诸二先生详订于前,槜李三王先生增辑于后。虽属五美交并,亦复后来居上。此集创始于壬戌,告成于辛巳,历二十年方得梓传宇内。集中区别源流,裁篡古法,为诀为式,则仲氏宓草一人为之。”[6]179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此集画稿由王质、诸升、王概、王蓍、王臬五人共同完成。王概三兄弟的工作是建立在王质、诸升的基础之上的,但后来者居上,后者胜过前者;
二是此集画稿同二集一样,历时二十年才完成;
三是此集中阐述画理的表述文字均由王蓍撰写,著作权应归王蓍。但是,也有例外。在上册《设色诸法》篇末有一段按语:“右设色诸法系绘事秘传。兹不惮艰辛,多方访缉,委曲详尽,为后学津梁。慎毋忽焉。西泠沈心友因伯氏识。”[6]201从语意判断,“设色诸法”的表述文字当是沈心友所访缉的。

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关注。二集的摹古图自《梅谱》起采用诗、词、文句来表达图意,《梅谱》全用古人的诗、词、文句,《菊谱》20幅摹古图有3幅采用了王蓍的诗句。三集《草虫花卉谱》40幅摹古图有3幅采用了王概的诗句、2幅采用了王蓍的诗句、2幅采用了王臬的诗句、1幅采用了沈心友的诗句;
《翎毛花卉谱》40幅摹古图有2幅采用了王概的诗句、2幅采用了王蓍的诗句、1幅采用了王臬的诗句、1幅采用了沈心友的诗句。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介入程度越来越深,而王质、诸升的作用越来越被淡化。

《芥子园画传》二集、三集的临摹工作始于康熙十九年(1680),完成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诸升写了《兰竹谱序》,王质也为《梅谱》写了《跋》。应该说,除三集尚缺一篇序言外,二集和三集的书稿已齐备,完全具备刊刻的条件。事实却是这些书稿并未在当时刊刻,而是拖延到二十年后,经过王概、王蓍、王臬三兄弟增删整理,才得以刊刻流通。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书中的序跋、例言、识语均未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

沈心友在《画传合集例言》中说:“但画中渲染精微,全在轻清淡远,得其神妙。可以笔临于纸者,自不可刀镌于板;
可以刀镌于板者,自不能必其渲染之轻清淡远于纸。因是踟蹰,不觉有束手技穷之叹。岂天地必欲秘此奥理,不欲传耶?必须镌者能以刀代笔,得其飞扬笔法;
印者能以帚作染,得其轻清染法,则笔墨之秘传矣。遂博访善手,十有八年,始得其人。”[3]29-30确实,要刊刻出精美的画册,对画工、刻工、印工都提出极高的要求。在画工方面,诸升、王质都是绘画高手,自不必论。在刊印方面,自明代起,南京就是我国的印刷重地,饾版、拱花、套色等技术已相当成熟,天启年间刊刻的《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印制都极为精美。[7]314-316而已刊刻的《芥子园画传》初集卷五也采用了红、黄、蓝、绿、棕五色套印,刊印技术已不成问题。因此,上述引文所言,画传的刊刻要求较高,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说寻找合适的刻工、印工花时十八年,则是虚晃一枪,不足以信以为真。

王概在《画传合编序》中说:“今忽忽历廿余稔,翁(指李渔)既溘逝,芥子园业三易主,而是编(指初集)遐迩争购如故,即芥子园如故。信哉,书以人传,人传而地与俱传矣。且复宇内嗜者尽跂首望问有二编者否?”[3]7-9似乎初集的销售情况良好,而读者翘首以待二编的出版。实际情况却与上文的表述正好相反。相关研究和统计表明,《芥子园画传》初集自康熙十八年刊印后,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与二集、三集一起进行第二次印刷,间隔近三十年。而此书真正开始被翻印,则在乾隆年间,金陵同文堂、金阊文渊堂、金阊书业堂、姑苏经义堂等书坊约翻印了十一版。[8]139这充分说明,初集销售状况并不乐观。王概所说的“遐迩争购如故”,恐怕是虚饰之词、溢美之词,含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同样地,余椿在《梅菊谱序》中说:“笠翁《山水谱》,实三先生成之,刊行已久,世之山人墨士获之,如暗室一灯,已大有裨于后进矣。”[3]226不仅极言初集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将王概一人的著作权归属于三人,不无虚假宣传的成分。

沈心友作为芥子园书坊的经营者,本质上是一个商人,因而对产品的销售极为重视,广告意识十分强烈。他在《画传合集例言》中说二集、三集在画、刻、印方面堪称“三绝”,并声称:“文人韵士有嗜淡雅写意者,有嗜勾勒精工者。古人作画,原分两途。是集二美兼收,庶几雅俗共赏。”又说:“是刻王、诸五先生后先临摹,竭文人之能事,罄今古之奇观,尽善尽美,汇成全书。米家书画船,何足道耶!”[3]37-38自吹自擂、自我推销的意图十分明显。他还在文末将计划编纂或刊刻的图书作了广告,如《画传四集》《琴谱会纂》《棋谱会纂》《书法会纂》《图章会纂》《多能鄙事》《应酬苦海》《资治新书三集》。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沈心友即将编纂或刊刻的图书均为生活技能类书籍。具有如此强烈销售意识的沈心友,却在文中只字未提初集的销售情况,这只能说明初集的销售并不如人意。

画面的雕版难度远高于文字,而初集除卷一为纯文字外,其他四卷均为画面,卷五还采用了五色套印,雕版难度更大。应该说,沈心友为此投入了不少经费。作为精明的商人,针对产品销售不畅、不能收回成本并且获利的状况,沈心友是不可能继续投资同类产品的。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沈心友在二集、三集书稿齐备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刊刻的原因所在。而二十年后,市场状况已发生变化,王质、诸升的临摹稿已难以适应读者的口味,所以才会出现沈心友聘请王概三兄弟对书稿进行增删整理的情况。此次刊刻的二集、三集,投放市场后,销售业绩良好。因而,七年后芥子园书坊将初集、二集、三集进行了再次印刷。到了乾隆年间,《芥子园画传》被不同的书坊不断翻刻,从此畅销市场一百多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评论《芥子园画传》初集:“此书由浅入深,实为学画山水者入门捷径,故通行最广,裨益初学者良非浅鲜。乃历来论画之书多不称述,著录家亦无及之者,即《画征录》《画史汇传》诸书俱不言概曾辑此谱。”[9]69此段文字值得玩味。一方面,《芥子园画传》从用笔方法到具体景物的笔墨技法,从创作示范到章法布局,为初学者提供了临摹的途径,这是后来畅销的原因;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内容浅显通俗,不入学者的法眼,王概的贡献并未引起著录家的重视。

《芥子园画传》从初集到三集,无论是组织临写,还是雕版印刷,都是沈心友主持其事。虽然整体风格连贯一致,但三集之间在刊刻技术、装帧形式及编辑体例上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二集、三集在刊刻技术上有很大突破。初集仅卷五采用了彩色套印技术,其他四卷均为水墨印刷。而二集与三集不仅全部用彩色套印,而且采用了饾版和拱花技术。沈心友在《画传合集例言》中叙述了这些技术:“以致一幅之色,分别后先,凡数十板,有积至踰尺者;
一板之工,分别轻重,凡数十次,有印至移时者。每一图出,不但嗜好者见之,击节称羡;
即善画者见之,莫不啧啧许可。”[3]30-31王概在《画传合编序》中也说:“沈子覃心书画,不惜重资远延剞劂能手,鞭思入发,精展厥工。”[3]14沈心友对质量的高要求,还体现在画面的题咏上,他说:“至画中题咏,尽采古人。如有未合,始裁新句。即题咏中诸体字法,遍乞名流。镂印诸工,必谋善手。”[6]5从题咏的内容到书法到刻工、印工,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这正是二集和三集在刊印品质方面后来居上、超越初集的根本原因。

其次,初集、二集与三集的装帧形式完全不同。沈心友很重视这种差异,在第三集的识语中说:“前编兰竹梅菊四种皆属书本装订,以两页合而成图,耐于翻阅,未免交缝处与笔墨有间断。兹花卉二谱,页粘成册,不独图中虫鸟无损全形,抑且案上展披,同乎册页。其中摹仿渲染,传之梨枣,不失精微。非大费苦心,何能臻此!”[6]5也就是说,初集、二集是以每个筒子页各自成页的普通方式装订,而三集则采用蝴蝶装的形式装订。沈心友不无得意地说:“此册公之赏玩,自不宜作刻本观,更不宜作画谱观也。”[6]5它的更大的价值在于,它是可供文人墨客把玩的艺术品。正因为对刊刻质量的努力追求,《芥子园画传》在我国印刷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刷史》收录了它的五幅图版(其中初集一幅、二集三幅、三集一幅)[7]416-420。这在此书并不多见。

再次,在编辑体例上并不一致。初集专辟一卷用来叙述画理,而其他两集则将阐述文字融入各册之中,既有画稿,又有文字。同时,初集、二集在阐述画理的文字中分别出现“鹿柴氏曰”和“宓草氏曰”的解说内容,三集则没有这种体例。此书阐述画理的文字大多是从前人的论画之作中辑录出来的,很少有编纂者的见解。这正是上述各集之间体例不同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初集收集到前人的画理文字较多,因而专辟为一卷,二集、三集收集的材料渐少,难以单独成卷,只能分别编入各卷之中。同时,初集、二集已将编纂者的见解发表殆尽,三集就不必再用“鹿柴氏曰”和“宓草氏曰”的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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