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林
引 子
“课黎”即为耕海获渔的水上居民，又称“疍民”“渔家”“蜒户”，民间也称“郭倪”或“科题”等，清以降贬称其“曲蹄”。
各种称谓且不细说，看似方言谐音的“曲蹄”称呼，直觉是不正常的。虽有言其常年以船为家，脚步变形，上岸不能平步，似乎有些道理，但其实这是牵强附会，腿内弯或外翻，陆居者也不少见。
近来查阅民国时期资料，《华报》1931年3月18日有一则相关的辨误文章。作者陈天尺曰：“天尺作客歇浦时，曾举以质诸严几道先生。”先生曰：“非‘曲蹄’，乃‘课黎’也。”（注：严几道，即严复先生）文中论述了“课黎”一词的由来：“宋元间别其族为蜑户。因其以水为家，以渔为田，官吏乃课其鱼税，命为‘课黎’。黎之取义，为其面色黧黑，而又为剥夺公权之民族也。‘课黎’二字习见于宋元明及清初公文间，民间苦于不知，辗转称号，遂误其音为‘曲蹄’耳。”
这样说来，“课黎”即是“课税的黎民”，在宋元明及清初公文中有记载，方言谐音“曲蹄”是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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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流经福州怀安分流，南派乌龙江，北派白龙江。白龙江南岸有个称为“泛船浦”的地段，明朝时期划为番船锚地。“泛船浦”为“番船浦”之谐音。这一带西起大岭东的舍人庙，东接菖蒲墩，岸线约2公里。随着滩涂淤积，闽江下游的疍民在此泊船、聚集。
明信片上的闽海关旧影
五口通商，泛船浦沿岸洋行林立，直面洋务。19世纪中叶，英国在泛船浦设立闽海关(洋关)，不久闽江边海关楼前建成了第一个“海关埕”码头。
“海关埕”码头东边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洋商的“义和埕”码头，紧挨着的宽大平坦向北坠入江水的石铺道头，称为“新街道头”。货船进出频繁，上下船的劳作夹杂在洗衣、挑水间，岸上木材加工小作坊在道头东边江面上留存着上游来的“柴排”，夏季总有泅入柴排的游泳者溺亡，少年居多。
忙碌的人们从道头带上来的闽江水水迹，湿漉漉地洒在长约200米的石板路上，延伸至南端，自西向东通往菖蒲墩的新民街。石板路两侧挤挤挨挨住着陆地原住民与依托江海为生上岸陆居的“课黎”等。有富裕人家中西合璧的大屋，也有原住民传统柴栏厝，更有上岸船民落脚的干栏式吊脚楼、架船屋。虽繁杂，倒也丰富多彩、错落有致。
2
“疍民”这个群体的相关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年，闽越国被汉武帝灭后，余部迁往江淮地区，闽被“尽虚其地”。遗民中不甘离去者，或隐入山林，为畲族；
或泛舟水上，成疍民。厦门大学历史系傅衣凌教授在《福建畲姓考》中分析称，“在福建特殊部族中，畲与蜒实推巨擘，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爰分为二，实则一也。”居水的“蜒”族群行踪遍及东南沿海，远至东南亚，甚至迁徙到南太平洋诸多岛屿上。
历经2000多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融入了百越遗族“蜒”世界的有起义兵败的吴越先民，有走投无路的戍边将士，也有落难后向往“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汉族大姓，汉人带来的血脉和习俗弱化了闽越“蜒”族种群的特征。
宋元以降福建海上贸易发达，水上人家经济得以拓展，朝廷向“课黎”征收船家鱼税。至近现代，疍民在社会的帮助下上岸陆居，有了土地，进入农耕生活，他们多以农耕文化自认，寻找来自中原的祖先，延续了大族的族谱，融为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泛船浦的唐姓大多自称祖上来自南屿尧沙。唐氏溯源可追至西周，年幼的周成王“言出必行”桐叶封弟，弟弟叔虞受封为唐姓一世祖。至唐末，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唐绮随王审知兄弟入闽繁衍，后人多聚南屿尧沙。千余年来，入闽唐后裔几经迁徙。据唐氏族谱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一支源自尧沙的唐氏落难，遁入水上，泊船闽江下游“远洋鼓山边”，开创了福建水上人家中的唐氏家族。
“课黎”大屋的主人，正是闽江下游北岸“远洋鼓山边”水上“奉教唐”这一支的后裔。
同治五年（1866）教会派意大利传教士Gentili往台江和南台岛一带传教，他先在泛船浦对岸“台江鳌峰洲上搭建一间木屋，通过施舍义诊、泛舟讲道，吸引泊居于闽江两岸的水上渔民、船民信教”(《仓山宗教文化萃编》，福州仓山区政协委员会编)。除了以医疗、教育吸引疍民信教外，传教士Gentili还亲随疍民船，用带着洋腔的闽东方言解说信条。这些洋腔方言让闽江下游疍民产生不少联想，以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来理解高鼻深目人口中吐出的语音。意大利文名字Gentili在福州语中传成了Hendili，“很得理”——“宏治李”，依照的是洋人姓氏在后的习惯，“宏治李”变成李宏治。
自此，福州疍民天主教信徒人数迅速增长。1868年李宏治获得教会的拨款，在闽江下游“滩涂淤泥之地”的泛船浦，建起可容纳大约500人祈祷的木构泛船浦教堂与神父楼。
1866年的某天，“课黎”大屋的太祖爷爷唐春莲接受了神父李宏治亲手用闽江水做的洗礼，取圣名“伯多禄”，意为“坚如磐石”的人。五口通商，福州茶港兴盛，泛船浦直面洋务。这位“坚如磐石”的父亲不甘于祖辈历尽困苦的水上生活。为了改变命运，他带着唯一的儿子唐天德来到南岸的泛船浦，凭着勇气和祖祖辈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航行经验，加入为洋行打工的行列。
此时的泛船浦时过境迁，闽江水从上游裹挟来的泥沙在下游淤积。明朝划出的番船锚地“泛船浦”已无法泊大船，“外国轮船只能停泊在离福州16公里外的闽江下游的马尾港”（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为闽江下游的水上人家带来了机遇，他们“善于行舟”的优势得以发挥。
翻开福州“大桥”的老照片，桥下江面上，挤挤挨挨的疍民船在晨曦中随波漂荡。他们在等候着召唤，把泛船浦沿江码头货物运往16公里外的闽江口，供给等候在那里的远洋轮船；
再等候着，将到港的大轮船上的货物化整为零地运回泛船浦码头仓库。
老照片中的万寿桥
贸易兴盛的福州茶港
当年，福州是世界最大茶港，疍民成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这一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适逢西方传教士的宗教渗透，漂泊不定的生活似乎有了精神寄托，接受了天主信仰的教化，竭尽全力地为东西方商贸服务。由此，他们之间部分人获得洋人的青睐，成为搭上洋行商务快车崛起的浮江讨生活的一代。
照片中的老太爷唐天德出生在同治八年（1869），他随父来到泛船浦时，正值海关楼前的海关埕建起第一个机动船码头不久。紧挨着海关埕东边的义和埕，属于一个有实力的洋商，沿江建了多座仓库和配套建筑，当地人称之为“义和仓”。
唐天德自幼聪明，在教会里学了简单的英语口语，十二三岁跟着父亲学习洋人轮船上的标识。成年后，凭着血液里征服浪涛的勇气和熟悉的航路，在水上运输繁荣之时，供职义和洋行，成为开轮机的“大车”（相当于轮机长）。当时洋行根据疍民群体的技能、语言等特殊性，认可父传子家族式培训，唐天德经过考试获得从业证书。唐天德的二儿子唐木银与四子唐木财少年时代就是随父学开轮机，子承父业进入了义和洋行。唐木财的孙子唐庆平说他爷爷是开机动缉私船的轮机，虽然不甚理解义和洋行为何有缉私权、任务，但是月俸大洋8元，这在当时已是非常体面的职业了，至今家人仍引以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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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摄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唐氏家族合影，祖孙三代26人，中间端坐着老太爷唐天德和太奶奶江木香。这是一个上岸陆居的“课黎”家族，确切地说，他们摆脱了疍民子女成家分船居住、成婚后基本不侍奉父母的习俗，如汉人般聚族而居。
20世纪20年代中期唐氏家族合影
从照片上不难看出义和洋行的“高薪酬”，让老太爷得以维持如此兴盛的一大家子。由于信奉天主教一夫一妻的信条，家族关系在照片上很好辨认。孩子们按男左女右分立，老太爷的左手边一溜的七个儿子，从大到小排列（这家共有八子二女，老三木俤英年早逝，两女已出嫁），对应的家眷分立在老爷老太的右边，排列整齐一一对应。
照片背景是一栋外廊式建筑，建在离地面约50厘米的台基上。四面为红砖砌成的三大拱两小拱交替的外廊，拱线和腰线装饰造型简约却不失精细。这是模仿西方建筑改良而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仔细辨认即可发现，这是一栋穿“洋衣”的柴栏厝。聪明的本地工匠在熟悉的柴栏厝建造基础上，将西方建筑的时尚表现在外观上，并注重运用砖的规整性砌出连续图案的装饰细部，砖木的结合成就了这种中西合璧大厝。
老四唐木财的孙子唐庆平很认真地画了这栋“课黎”大屋的平面图。中轴对称趋正方形朝东的大厝，长超16米，宽约14米，楼高8米，如洋楼般的四坡屋顶。东面迎着泛船浦教堂的十字西出的部分。20世纪20年代，大屋依着当年李宏治主教建成的泛船浦木构教堂西边而建。1933年老木构教堂被拔地而起的哥特式教堂取代，唐氏大厝被遮障在教堂十字之下，不过，大厝在新民街一带依然有很高的知名度。
透过正中敞开的外廊，可见中间的“六离门”。这是中式柴栏厝特有的矮门，虽然闽剧《六离门》赋予六离门忠君的寓意，但实际上这是顺应福州气候的一种建筑结构，在南方很多地区都可见。半截的“六离门”有利于通风，上部的菱形花窗和人的视线等高，便于厅内的人观察外面的动静；
而外边的人由于视线和光线的原因则看不清屋内。这扇“六离门”用材考究、工艺精细。唐庆平说，对称的两边门高大，门所依附的两大柱，可媲美福州传统“三落透后”大厝构件。
“六离门”后的“厅中”是家人活动、聚聊、议事的地方。厅与过厅两侧各设两个卧室，过厅设上二楼的木梯。同样拱形外廊式的砖柱立于楼梯间和天井之中，安装着高大的拱形木门。穿过拱木门来到采光天井，天井两侧披榭是两大厨房兼餐厅，全家每天吃饭的人口多时超过30个，除家人外还有从孤儿院认领的孤儿4-5人，分桌用餐。买菜做饭是各房轮值，遇到大节日，老太爷亲自出马采购。唐庆平的姐姐碧回忆小时候陪爷爷唐木财去买菜，那个菜篮子巨大无比，需两个劳力跟抬。
上二楼，三面宽约1米的“走马”（走廊）绕着天井。走马也是柴栏厝标配，可采光、可晾晒。正中连着一厅，左右各五卧，穿厅设一卧，除楼梯间外都是卧室。
这样看来也是够挤的，各房之间竟然相安无事。靠什么维系这多“房头”和谐的关系？一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确立的老太爷威严，二是日诵的“不骂天不骂地”等宗教信条下的信徒隐忍，中西文化交织成泛船浦一带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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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亮眼的要属唐家人的着装。老太爷穿戴传统，长衫马褂瓜皮小帽。他的左边，一排男人着极富特色的黑衣，这叫“企领文装”，是介于汉装和中山装之间的过渡款；
头戴的礼帽也有名堂，看似雷同，却有如黑帮教父的霍姆堡毡帽，还有平檐、鸭舌等东南亚风格帽饰。这该是当时当地最时尚的行头了。
老太太和右边的成年女子身着一袭黑衣（或许为色度极为饱和的深蓝、大红等色，黑白照片效果如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服装五花八门，有西服、粗布大衫、旗袍、学生装，以及欧洲风格的裙子。而这群女子与同时代城里女人着装有明显差别。虽然她们都上了岸过着陆上人家的生活，发型也不像传统疍民女梳“田螺髻”，未婚女子留“齐眉”，不留侧眉，然而，她们一律着黑色的大腿“拢裤”，这是福州疍民妇女的着装特征。
照片前排一位约莫5岁的小女孩，穿着面料考究、眼下看来依然时尚的童装A裙。她是老三唐木俤的女儿，此时唐木俤已不在人世。唐木俤的孙子唐庆光说他的爷爷自幼聪明勇敢，考取了马尾港引水员，月薪13块大洋，是家族中收入最高的。
闽江水道处处暗礁，流网漫缠，又受潮汐影响，这片水域的水深、水流，外轮船员不熟悉，因而，本地的引水员对于闽江口航道的引导极为重要。然而，引水员工作也危机四伏。年轻的老三唐木俤虽身体健壮，机敏过人，却也逃不了英年早逝的命运。民国十年（1921），因所引航的轮船螺旋桨被流网缠绕，他潜入排除，再没上来，时年23岁，留下寡母和年幼的孤女。好在聚族生活，女儿成年招婿，延续了老三唐木俤的香火。
奶奶心疼失去父亲的小孙女，把她带在身边。女孩原本是坐着，正要站起来的瞬间，被奶奶拉住了，一只腿伸出了裙裾，这般可爱定格了近百年。
全家福合影背景的外廊上陈列着水仙花和金橘盆栽，按福州习俗看正处于春节期间。可以想象当年这家人是如何充满仪式感地穿上中西合璧的服饰，在中西合璧的建筑前，用洋人能“摄走魂魄”的照相机，拍下中国传统节日全家福的珍贵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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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唐木财是唐庆平和碧的爷爷，曾随父唐天德和二哥在义和洋行做“大车”，碧说亲眼见过爷爷的外文上岗证书，它和这张全家福照片等资料一并压在五斗柜镜框后面。
姐弟俩还看过爷爷的洋文彩色圣经故事书，书上留着划痕笔迹。“文革”中姐弟俩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资料书籍被点燃在烧桶里，直至旺火熄灭。这张全家福照久久攥在爷爷手里，最终又回到五斗橱镜框后面。
庆平和爷爷唐木财相处时间最长，曾听爷爷说他年轻时习洋文，学跳舞，还到洋人开办的舞会上跳过交谊舞。哦，这群“课黎”蓝领是否穿着“企领文装”跳交谊舞呢？在姐弟俩轻松谈笑中，深感时间的磨砺，发生在大屋里的人和事，哪怕是刻骨铭心的历史大事也犹如闽江浪花，瞬间跳跃后沉落东逝。
站在错位的海关巷与南江滨交界的滨江堤岸上回望，新民街那一带洋厝、棚屋、船居合着海关埕、义和埕、新街道头，均成为南江滨大道的一部分。堤岸下消失的“义和仓”处，几株大榕树愈发茂盛，那曾是孩子们夏季捉迷藏和爬上岸换泳装的地方。江心水中石围堰依旧，那是记忆的坐标。曾记得趴在小舅或表兄的背上，推着木盆游向江中石坝，在航标灯下的石缝中掏出大把的“蚬子”，满载而归。
如今，宽敞的南江滨大道东西延伸。泛船浦教堂矗立于道旁，挺拔的钟楼依然引人注目，神父楼转身东移了几十米。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建设者的智慧。在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保留老建筑，使之成为一个地界的定位标识，也成了这一带人的“乡愁”所依。“课黎”大屋里的唐氏子孙与街坊们乔迁到泛船浦教堂以东不远的社区，周末礼拜堂里依然可见他们虔诚的背影……
泛船浦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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