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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中国当代邮票的图像释义系统

时间:2024-06-07 09:00:04 来源:网友投稿

冯雨昕(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曾精辟地把邮票比作“国家的名片”。从某种意义上说,邮票就是小小的纪念碑,是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等发展的浓缩纪念。邮票虽只有方寸大小,但其符号化程度极高,能够以小见大地展示国家形象。符号(symbol),是常用的一种传达信息的基元,用以表示或象征人、物、集团或概念等复杂事物。邮票作为一种符号形式的透视,其题材、图案、文字等要素的呈现,都是为了传达或传递某种信息。本文主要基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理论视角和国内学者刘涛在其研究基础上的图像释义规则,通过对中国当代邮票图像进行三个层次的剖析,从形式生成到意义构建,由浅及深,层层递进,旨在挖掘邮票图像背后的文化以及历史象征。

邮票的本体分析对应的是图像学的第一层次意义,即前图像志描述阶段,即视觉形式感知的事实性与表现性意义。主要探讨的是邮票图像构成层面的直观信息,以图像的视觉元素为中心,捕捉图像的表层意义。主要可以从邮票图像的形态、内容以及形式三个维度切入分析。

首先,邮票图像的形态分析是一种最基础的解释语言,是不同视觉表征系统的释义规则。邮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相对稳定的构成要素,包括邮票铭记、面值和图案。邮票铭记是用于标识邮票发行主体的标志,面值则表示邮资金额和货币单位,图案则表现邮票的主题内容。邮票中的文字和图案皆是通过某种视觉形式,如文字、图案和色彩等表现。邮票中的文字既包含内容,传达邮票的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念;
同时也包含形式,通过采用不同样式的字体或图形化的文字组合来实现。邮票中的图案则通过绘画、摄影、摄像等方式展现,所描摹的对象或代码的事物是其所指,而邮票的色彩则不仅能表现现实,还能表达传播主体和设计者的审美情感,对邮票主题起到烘托和渲染的作用。

邮票的诞生与邮政需求和通信状况有直接的联系,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息息相关。1840 年前后,工业的迅速发展促使邮寄信件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在引入邮票之前,通常由木头或软木制成的墨水和手戳(因此有了“stamp”这个词)来在邮件中加盖邮戳和确认邮资已付。英国的罗兰·希尔爵士(1795-1879)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枚邮票,即“黑便士”邮票。从那时起,世界各国便纷纷效仿英国,建立了自己的邮票发行体系。从形态上来看,方寸大小以及齿孔是邮票最典型且直观的特征。邮票初问世时并没有齿孔,必须用剪刀一枚枚剪开,因此使用起来十分不便。为了方便邮票的撕开,1854 年英国出现打齿孔的邮票。齿孔的形态可以分为:光齿、毛齿、盲齿与漏齿。光齿是在邮票打孔后,齿孔中的圆形纸屑完全脱落,孔洞边缘光洁。毛齿是齿孔中纸屑未完全脱落,孔洞边缘不光洁,呈毛状。盲齿:在邮票打孔后,只有印痕,齿孔中的纸屑没有脱落,孔未通透。漏齿是应该打孔而漏打齿孔的,称漏齿。同时齿孔也作为邮票的明显特征融入受众审美之中,成为人们辨认邮票的重要外观特征。图像的形态实际上就是其最原本的物理属性。其次,邮票作为一种二维图像载体,与其他平面媒介有着相似的图像性质。从符号要素和组成模式看,所有邮票都由邮票铭记、面值和图案三大要素构成,利用固定化和模块化的方式,通过艺术表现将政治信息转化为可视、可知的视觉符号和图像。邮票作为一种符号,既反映了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艺术面貌,也具有收藏和传承的价值。邮票图像的本体阐释,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从图像看图像的直观过程。

邮票图像的寓意阐释,对应图像学分析的第二层次意义,实际上是严格的图像学分析。是在第一层次信息下所推演或建构的内在含义。涉及邮票的主题、题材和概念领域。超越了简单的文本描述,规约意义强调的是一个时代下约定俗成的意义,邮票图像中的一切视觉因素也都因相关背景和文献的解说变得意味深长。邮票图像的寓意阐释是一种因果关系和逻辑推理,对于阐释邮票图像的某些侧面具有关键的作用。

(一)铭记变更体现的国家意志

精心设计的邮票是一种自然的符号载体,是国家认同和团结的象征。与硬币和纸币的图像不同,邮票图像千变万化,包罗万象。虽然各国邮票形态不尽相同,但票面均由铭记、面值和主图三大要素构成,每枚邮票都是一个结构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铭记和面值主要由文字构成,而主图则由图案、色彩等形式要素构成,铭记是邮票发行国的标记,文字符号代表了邮票和邮政的性质,邮票铭记经历了三次变化,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纪1、纪2、纪3 三套纪念邮票的铭记为“中华人民邮政”,这也是当时全国邮政工作尚未统一的真实写照。与晚清和民国邮票上通常印有“China” “Candarin” “Imperial Chinese Post” “Republic of China Postage”等英文译文截然不同。同时随着1949 年12 月全国邮政会议的召开,将邮政名称定为“中国人民邮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铭记,并且沿用了41 年。直至1992 年,邮政工作为了与国际通用规则接轨,将邮票铭记改为“中国邮政”。从“中国人民邮政”到“中国邮政”,仅“人民”二字的删减,却容易引起人们对于国家性质改变的质疑。因此邮政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在更改前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以消除人们的疑虑,邮票铭记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二)邮票主题的图像建构

索绪尔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认为“记号”就是现实形象与人在感知时所产生的直觉形象之间的中介,有必要考虑形象设计实践的可能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其又进一步做出了解释,认为“符号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和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物。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内容,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则组成了内容方面。那么邮票传递的第一个符号信息是自我指称的,即它必须将自己识别为邮票。”

邮票符号的呈现,依赖于邮票设计者的创造表达。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和最明显的挑战和物理限制是尺寸。在小至一平方英寸的范围内,设计者必须遵守万国邮政联盟关于识别国家、指定邮票面值和纳入所需和允许的任何标志性或象征性元素的索引符号功能的规定。为了在这个小的二维区域中做出强烈而有效的视觉陈述,设计师使用对比、颜色、排版和符号来传递有效的视觉信息。正如芭芭拉·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邮票设计成功的标准包括制作简单、在邮件中生存的能力、符号的有效性、视觉冲击力、目的的传达、适当性和被破坏的能力。例如“龙”“凤”作为寓意丰富的图像符号在中国邮票中占据重要地位,龙凤图像历史源远流长,从象征神秘力量到皇权的代表,并随社会发展逐渐演变为承载美好意愿的吉祥图像。“龙”图像更是占据清代邮票的主导地位。2000 年是农历庚辰龙年,3 月7 日又恰逢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传统日子,国家邮政局发行了龙(文物)特种邮票,以此迎接新千年的到来恰如其分。龙的形象随着朝代的变迁和更替也出现多次的演变。此套邮票中的龙形象的选择也十分慎重,分别选用六个时期不同形象和不同材质的龙文物。第一枚《新石器时代·玉龙》邮票图像选用的是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带有想象意味的龙,有“天下第一龙”之称。随后几枚邮票则分别选用战国的龙形玉饰、汉代的青龙瓦当、唐代的盘龙纹铜镜、金代的坐式铜龙、清代的紫檀宝座嵌螺钿云龙作为主图。以从古至今的时间线索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龙图像的演变过程。与“龙”所隐喻的“权力”不同,“凤”图像则包含着一种朦胧的审美意识和意蕴,赋有浪漫主义气息。凤,即凤凰,古人认为凤凰是瑞鸟,天下太平的象征。而随着时代发展其吉祥寓意也逐渐涉及德行、财富与爱情等诸多方面。“龙”与“凤”文物系列邮票(图1,图2)共同组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像、精神象征、美好与、美好寓意及文化标志。

邮票图像的文化阐释,是在经历了前面两个层次的图像分析后,旨在挖掘图像深层的内在意义和“象征”价值层面,即图像学的深度阐释。显然,这个层面的分析早已超越纯粹的形式分析和约定俗成的意义内容,进入到哲学与世界观的领域。关注的是邮票图像背后的历史向度、文化向度和政治向度。第二层次的图像寓意阐释是抵达最终文化阐释的铺垫和桥梁,从而最终将邮票图像置于社会文化或观念的一部分,透过邮票图像看世界。

邮票虽只有方寸大小,但其符号化程度极高。邮票是一个承载着政治理念、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被系统化、结构化的符号系统。人类创造这样一个符号用来架构、传播思想与意图。20 世纪著名的思想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符号具有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意识性、可解码性、话语性和元语言性”。邮票能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发展状况。从政治上看,邮票由国家或地区邮政机构发行,是官方话语的代表,是一个国家主权意志的象征,潜移默化地输出本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邮票可以被称携带微型信息的最小单位,并影响一个国家的公民以及该国在国外的形象。

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形象。在新时代发展中,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文化资源,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体量宏大的叙事类史书,邮票上的图像景观,能够迅速建立起对历史的还原,在方寸之间展现真实的历史场景。同时,图像相较于文字媒介给人以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而深化人们的记忆。著名学者安德森曾指出,国家认同的建构需要一定的认同媒介和象征符号,而一种标准化的统一的“民族的印刷语言”则是创造一个新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和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因此作为一种展示国家形象的载体,邮票在图像的选择上尤为考究。人们在利用视觉感官去把握邮票图像所传递的历史信息的时候,是一种视觉劝服的过程,面对图像刺激的时候,受众总会本能地调用完全情感化的启发性认知机制,如果这种暂时的情感是无意识的,经由特定传播策略的改造,产生一种“持续性的自反思维”,以实现图像符号与文化意象及价值信仰的无缝转化。关注邮票图像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背景,能够了解其表征的政治意涵。

邮票的“图像”范畴并不仅是一个狭义的画面范畴,更类似于米歇尔所说的广义的“形象”范畴,即一种或另一种媒介中出现的图、母题或形式。而邮票就是支撑这一“形象”的物质,图像是我们接近图像所再现的事物的途径,研究邮票图像必须结合历史资料及发行同时期的政治背景,以此接近图像诉说的历史和真相。同时邮票通过其庞大的流通数量以及受众人数,传播效应形成了一种符号推广,这种符号化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增强国家的识别性,增加人们的民族认同感,探究其符号体系及结构规律,从而了解历史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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