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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造型设计中的传统文化

时间:2024-01-02 15:15:02 来源:网友投稿

于肆洋 刘美安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 130000)

在一部电影的造型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形式是丰富多样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将影片中的造型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服饰、建筑、婚礼、葬礼四个角度来分析在影片中造型设计上体现出的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的服饰,体现出了影片中的时代背景和东方女性的美,通过中国传统的建筑,体现出当地的民族特色和画面的构图形式,同时通过婚礼葬礼体现出繁琐的习俗文化,在张艺谋电影中运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影片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一)服饰美学

1.展现时代背景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的服饰也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由于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中国传统服饰绚丽多彩灿烂辉煌,同时中国传统服饰美学也至此产生。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中,对于传统服饰的造型设计上,尊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时代的变迁,使得演员的服饰造型能够更直观反映出影片的时代背景。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获得了第一部奥斯卡服装设计奖,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对造型中的服饰设计作出大胆尝试,将“五代十国,后唐时期”王室的雍容华贵,女子开放式的时代背景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影片中皇帝龙袍上的“龙图”,镶满金片,并用金线手工缝合,皇后凤袍上的“织金龙凤纹”,同样也是用金线手工刺绣上去,头上的凤冠用纯金和珠宝打造,以及黄金甲也是用黄金金属炼制而成。这富丽堂皇的服饰,无论是在后唐还是至今都是价值连城,彰显出后唐时期王室的雍容华贵。在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女性的贞洁,但在影片中宫女们身穿抹胸服饰体现出了后唐时期的开放局面。在后唐时期对于裸胸服饰有着严格规定,平民女性不可以穿,只有歌女与上层阶级女子为了取悦统治阶级才可以穿。唐代女子流行“酒晕妆、桃花妆”,再穿上开放的抹胸服饰,更加彰显出唐代诗人方干笔下“粉胸半掩凝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的女子开放式形象。影片中夸张地展现出了五代十国后唐王室的雍容华贵和女子开放式的时代背景,使电影的每一帧都是一场气势雄伟、富丽堂皇的视觉盛宴。

2.体现东方女性的美

中国的传统服饰在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众多传统服饰中能够体现出东方女性的美,但最具有代表性的服饰,非“旗袍”莫属。旗袍服饰象征着中国女性的解放,是新中国成立后,时尚服饰文化传播流行的先驱者。旗袍是中国的国粹,是东方女性的国服,有衣裳连属、适体收腰、两侧开叉的特点,因为东方女子身材与西方女子身材相比略显娇小,因此紧贴腰身两侧开叉的设计将东方女子珠圆玉润玲珑曲线的体态美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在张艺谋电影中的造型设计上旗袍也得到更好诠释,在镜头画面里通过旗袍体现出了东方女性独有的美,是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在造型设计上展现出了中华民国时期优雅复古的造型元素,服饰上多数运用各种色彩强烈花朵装饰的旗袍。影片中,以“玉墨”的旗袍为例,是以朱红色为主,上面绣着姹紫嫣红的花朵,分布在肩上、胸前与下摆,改变了传统旗袍的样式,将领口降低露出雪白透亮的肌肤,妆容上带着复古的上挑眉和红唇,手绕香烟,黝黑的秀发披在肩上,展现出了东方女性婀娜多姿的身材和妩媚清高之气。影片中,以“怡春”的旗袍为例,是以紫色为主,上面绣上了黑色丝绒线条,领口处运用绿色花边作为装饰,白色珠子作为点缀,妆容上是民国时期复古的清婉淡妆。怡春穿着的旗袍沉稳中又不失华丽,充分展现出了东方女性秀外慧中和冷静大气的美。在影片中张艺谋导演通过形式多样的旗袍,在展现出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在中华民国时期,身份低下的妓女们在英勇献身的自我救赎中,摆脱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形象。当妓女们穿上中国传统服饰旗袍之后,体现出东方女性珠圆玉润的贵气,彰显出了中国女性国服“旗袍”的巨大魅力。

(二)建筑美学

1.展现民族特色

“建筑”是国家的典型标志,是民族历史沧桑的见证者,更是人民劳动的智慧与结晶。纵观中国的古代建筑,经历五千年的历史演变,在打上沉重的时代烙印的同时,具有古老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张艺谋影片中对于建筑造型的设计,更加侧重运用中国古老的传统建筑,在镜头画面下能够更直观地展现出地方的民族特色。例如山西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等,都是张艺谋导演在拍摄电影时的主要取景地,这些取景地具有明确的民族文化属性,在追求还原场景的同时也展现了东方传统的建筑美学。在张艺谋拍摄的影片中,对建筑造型上的设计进行了深入探究与大胆尝试,并对建筑造型的文化进行了精细提纯与高度精作。影片中建筑的构件与装饰,如瓦当、石砖、木雕等,都可以成为电影场景里被提取和精作的对象,让镜头画面中的传统建筑更加具有民族特色,让观众更直观感受到当地的民俗风情。

在张艺谋导演《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影片中,张艺谋为了更好地诠释影片中浓厚的民族特色,选择了檐檐相连、院院相套的乔家大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的乔家堡村,整个院落呈双“喜”字结构,规模宏大,威严气派[1]。在影片的乔家大院中,各位姨太提着灯笼站在各自房门口,整齐地左右排队,体现了山西四合院四方对称结构的建筑特色。在张艺谋的另一部影片《活着》中的开头部分中,福贵居住的民宅的取景地是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福贵在戏楼里赌牌,这个戏楼便是石家大院里的石元仕戏楼。石家大院建立于光绪年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是晚清时期规模最宏大的民宅建筑,有“华北第一宅”之称。在影片中可以看到石家大院的房屋结构是抬梁式框架建筑,院落纵向与横向分布,主要以“灰白”色调为主,镜头画面下随处可见的是石雕砖雕木雕等雕刻艺术,展现出了天津独具雕刻艺术的建筑特色。

2.体现画面构图

在张艺谋电影的造型设计中,对于传统建筑美学的展现,巧妙地运用了构图形式。导演在影片构图设计上对场景结构的把控非常到位,对所拍摄的人物与建筑的构图形式都有着非常严格的处理流程。在电影构图中,线条方位的均衡与和谐是十分重要的,构图既能表现出庄严神圣的场景和热烈欢快的气氛,也能表现出安宁温馨或压抑凄凉的情境。按照常规的对称式构图要求,运用黄金分割线的规则,使画面左右对称各占据整个屏幕的二分之一,渲染出了某种特定的情调与气氛,突出构图的大胆与新颖[2]。

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通过乔家大院的传统建筑,完美地展现出了对称式构图。影片中的乔家大院展现的是规模宏大且对称式的四合院建筑,导演多数采用对称式构图,以女主金莲来做画面中的分割线,左右两边是对称式建筑,这样的构图方式给观众一种均匀协调之美。影片中的对称式构图整齐划一,既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秩序和男权的不可撼动,也体现了女性被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及悲惨的命运。在乔家大院中那极度规矩的传统四合院建筑,采用俯拍角度以及纵深拍摄,增强了影片的闭锁感。影片中凄凉的庭院和红通通的灯笼如同人的心情一样,将内心中的压抑和欲望结合在一起,凄惨无助的同时深刻地表现出,居住深宅大院里的人们想要挣扎和反抗的心理。

(一)婚礼造型

1.展现婚嫁仪式

以婚礼习俗为例,中国的洞房花烛时乃民间四大喜事之一,所以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对婚礼都极其高度重视,一直传承至今。在婚礼过程中婚嫁的服饰与配饰,迎亲的花轿等造型上的设计,都能体现出中国传统婚礼的习俗文化。张艺谋导演在电影中对传统婚礼的习俗进行了细致描绘,将庄重繁琐的婚礼仪式通过镜头画面展现出来。

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获得了最高荣誉柏林电影金熊奖,在此影片中表现了在山东高密一带平民出嫁的婚礼过程,通过影片中的造型设计体现出了当地的传统婚嫁仪式。在开脸仪式上,用红色的细线将九儿脸上的汗毛绞去,是让九儿告别小姑娘成为漂亮新娘的一种重要的成人仪式。在着装仪式上,九儿出嫁当天穿着的是全身红色,头上盖着红色的盖头,内衬是红色的衫子裤子,外面是红色的棉袄棉裤,即使是夏天也裹着一层厚厚的棉,其传统的寓意是婚后的日子会愈加厚实富裕。在颠轿仪式上,由于九儿是平民出嫁,所以花轿整体是由木质构成,红色的轿帷子绣上了百鸟朝凤、富贵花开等图案,寓意着喜庆吉祥。在颠轿过程中,前面吹响唢呐,四人抬着花轿,抬轿人走交叉步,一步三摇,让婚嫁中颠轿的习俗绝美再现。在张艺谋的这部影片中,将传统封建的婚嫁习俗搬上了银幕,展现出了极具繁琐的婚嫁仪式。

2.体现等级制度

在中国尚未全面解放之前,一直存有封建的等级制度,在婚嫁方面也依旧存有。在婚礼上迎娶正房与妾室有明显的区别对待,贵族与平民的婚嫁也颇有不同。在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造型设计中的对比,就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

在迎娶正房与妾室的婚礼造型设计上,展现出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在电影《红高粱》中九儿属于农村里的明媒正娶,所以是全身通红的婚衣,坐着婚轿,热闹的迎亲队伍,伴着唢呐欢快的音乐,彰显出了婚嫁习俗的喜庆吉祥。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的出嫁,则是姥爷迎娶的妾室,在嫁给姥爷当天身穿白衣黑裙的学生装,简单的两个麻花辫还略带些许凌乱,手里只提着一个小的行李箱,独自一人走进空荡的房间,尽显压抑凄凉。在贵族与平民的婚礼造型上,也展现出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在电影《红高粱》中九儿嫁给的是村里酒坊主那个得了麻风病的儿子,在婚嫁的当天九儿走进用土堆的屋子里,当晚九儿害怕地蹲在堆满红色被子的炕上,颤抖地拿着剪刀,最后带着恐惧独自一人在庭院的地上睡了一夜,表现出了农村底层的封建腐朽与穷困潦倒。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影片中,颂莲婚嫁当天走进的是气派的乔家大院,虽不喜气热闹,但是各处点满了红色的灯笼,尽显大院的规模宏大。婚嫁当天颂莲有丫鬟服侍,有下人捶脚,婚房里整齐干净的红色被褥,实木的家具,以及一张张价格不菲的壁画等装饰,彰显了富贵大家的贵族婚嫁。

(二)葬礼造型

在中国,葬礼与婚礼一样都受到同等的重视,在各个时期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葬礼习俗。张艺谋导演根据当地的葬礼习俗文化将影片中的地域风俗礼节和独特的造型设计展现出来。从古至今有关葬礼的观念、操作、实物等都是具有实际的意义,分别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热爱、人生永恒的追求以及孝道的延续。对于葬礼过程中的设计,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生者的逝后安息[3]。

在张艺谋电影《菊豆》中,展现的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安徽黄山南屏村的葬礼习俗。在影片中的葬礼上体现了摔盆、抱灵牌、抬棺、挡棺的葬礼仪式。影片中在杨金山死后那些参加葬礼的人,在着装仪式上有着严格要求,有血脉关系的人穿着的是白色孝服,村里乡亲穿着的是黑色丧服,他们披麻戴孝投扔纸钱,体现出了浓厚的哀悼氛围。在抬棺仪式上,穿着黑色丧服的众人将棺材抬起,天白抱着灵牌坐在棺材上,扬撒的洁白纸钱在空中漫天飞舞,菊豆和天青按照当地的葬礼习俗身穿一身白色的孝服开始进行挡棺。在挡棺过程中,菊豆和天青平躺在地上仰面朝天,沉重的红色棺材从他俩身上经过,镜头画面中是密密麻麻抬棺材的腿,将被封建制度压迫的心理展现出来的同时,也体现出了深宅大院里染坊的封闭残酷和压迫剥削。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长城》中的葬礼仪式上,也充分运用了孔明灯来表现。孔明灯又叫许愿灯、祈天灯,其中有一寓意是,希望逝去的先人能够进入极乐世界,照亮升天之路。孔明灯是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发明,在古代多数为军事中所用。在张艺谋的电影《长城》中,邵殿帅的葬礼上,夜晚的上空便放满了孔明灯,场面极其壮观震撼,在镜头画面下充分地表达出了所有战士们对邵殿帅的缅怀之情。

张艺谋导演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他的电影在视觉上具有强烈的中国美,这种视觉上的美的背后是他对电影创作认真严谨的态度,也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的领悟和运用。对于中国的电影来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电影,才更容易得到观众的共鸣与追捧,张艺谋导演便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在影视界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目前影视的传播媒介发展迅速,通过电影这个重要载体,让世界各国的观众都可以用最直观的方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影像记忆与价值认同,感悟到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让中国的电影未来可期,迈向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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