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婧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经济贸易繁荣,同时伴随的是政治腐败、时局动荡、内忧外患,僵化的儒学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社会的变革引发了晚明士人对思想改革的关注。生于泉州府南门外的李贽,自幼受到泉州开放的商业环境及家族经商氛围的影响,深刻感受到了假道学对政治风气及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他敢于直言时弊,特立独行,形成了“以狂释真”的文学创作观念和创作风格。
李贽继承了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狂禅思想,激烈反对“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假道学对人性的束缚,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狂禅主张,体现在了他对传统的批判和对“异端”的推崇上。李贽的狂禅精神,融合了儒、释、道不同的元素,既有反理学的精神,又受到佛家禅宗思想的影响,同时融合了道家崇尚自然、反对造作的主张。
童心说则是李贽文论的精髓。他提出回归“童心”的文学理想,在选本标准上,李贽倡导文学的本源来自性情之真,反对矫揉造作的假文;
在文学创作中,李贽倡导朴实的文学观,重视作家的素养,主张文人勤于积累,作出发自真心的美文;
他提倡文学应该因时而变,内容与形式都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革,反对盲目拟古。
狂禅和童心的融合,是李贽“以狂释真”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的特色。
李贽一生仗义敢言,站在假道学的对立面,勇敢陈述观点。他在《与耿司寇告别》[1]66中说道:
狂者不蹈故袭,不践往迹,见识高矣。所谓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谁能当之?而不信凡鸟之平常,与己均同于物类。是以虽高而不实,不实则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如夷、齐之伦,其守定矣。
狂禅的精神点燃他火一样的激情,促使其与世俗社会抗争,激烈地表现崇尚真心的追求。
(一)坚守原则,不与假道学为伍
李贽的前半生羁绊在儒家礼教中。他生性狷介,与假道学中之人水火不容。李贽自诩“平生最不爱属人管”的人,他在《豫约·感慨平生》中说到:“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2]李贽不愿在官场为“犬”,唯唯诺诺,成为假道学的帮凶。他敢于提出否认社会等级制度的看法,提出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3]的观点,主张平等。他敢于推翻圣人之言,否定既定标准,讽刺尊孔派以经典为教条的行为,认为不应当以孔孟的是非观为唯一标准,而应当因人因时因事而变,因循守旧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要。他更看不惯道学家虚伪的嘴脸,揭露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4],披着道学的外衣,做着欺世盗名的事情。李贽仗义执言,得罪了不少上级,令他的官场生涯极不顺利。李贽始终不能迎合官场的规则,“来而迎,去而送;
出分金,摆酒席;
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1]144。在官场为官非但要懂得做好分内事务,还必须对上司溜须拍马,迎来送往,贿赂金钱,才能得到升职的机会,否则便会给自己惹上祸端。青年李贽必须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无奈在官场求生。而他在完成使命后,再不愿在官场为“犬”,毅然在有升职机会的时候,弃官而去了。
在世人看来,李贽追求真理,实践狂禅的方式是近乎极端的,尤其是他在有机会升职的时刻毅然辞官。上峰拒绝批准,他就干脆不辞而别。弃官之后,李贽本可以回原籍安度晚年,但却选择了黄安作为他的落脚点。在客居耿家期间,李贽以时新之理教导耿家子弟,引起了维护儒家道统的耿定向的不满。到了麻城之后,李贽更将狂禅、放浪形骸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落发而留须,出家却食肉,佛堂上悬挂孔子像,挂像而批孔。他并不避讳男女之别,招收女弟子。在儒家礼教仍为社会主流思想的晚明时期,这些举动无异于在维护道统的人心中扎下一根荆棘。他不断地著书立说,发表“异端言论”。在《焚书自序》[1]264中李贽写到: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
一曰 《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
《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则《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
李贽深知揭露统治者的“痼疾”将招致杀身之祸。危险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不断向他逼近。
(二)桀骜独立,不畏人生坎坷峥嵘
李贽一生追求真、善、美,但他超脱世俗的行为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追求真的方式未得到世人的认同。反对者抓住他不拘小节的生活作风攻击他,曲解他的原意,常使他感到愤慨与无奈。他在《答周柳塘》[1]65中辩驳耿定向指责他狎妓之事,澄清那个供养他的老妇人,只不过是一位孤苦伶仃、一心向佛的可怜之人。李贽一直在世人的误解中桀骜独立地生存,他明知苦难却迎难而上,明知死路却义无反顾。他在《答刘晋书》[1]218表明了心迹:
弟年近古稀矣,单身行游,只为死期日逼,阎君铁棒难支,且生世之苦目击又如此,使我学道之念转转急迫也。既学道不得不资先觉,资先觉不得不游四方,游四方不得不独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属徒有家乡之念,童仆俱有妻儿之思,与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则难留,是以尽遣归,非我不愿有亲随,乐于独自孤苦也。为道日急,虽孤苦亦自甘之,盖孤苦日短而极乐世界日长矣。
李贽悟道的道路漫长且孤寂,妻儿童仆由于思念家乡,不能再与李贽一道过着离乡背井的流离生活离他而去。他忍受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孤单地在异地生存,生活在伟大孤寂的精神世界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 近居龙湖,渐远城市,比旧更觉寂寞,更是弟之晚年便宜处耳。”他孑然一身,遗世独立,时而觉得清冷寂寞。但谈到近来所读之书,李贽又侃侃而谈,谈得热闹,忘却了现实生活的孤寂。李贽清醒而痛苦地生活着,尘世中的困难在他看来只是短暂的,只有追求真理的快乐是永恒的。
幸而李贽亦得同道好友的支持。《与焦漪园》[1]366一文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写于武昌,记录了万历十九年李贽与袁宏道同游武昌黄鹄矶,被一些人以“左道惑众”驱逐,幸有友人刘东星保护才得以脱险之事。文中李贽说:“老人无归,以朋友为归。”在临死之前,亦是好友马经纶陪伴身边。思想上产生共鸣的朋友是晚年李贽最大的安慰。
万历三十年二月下旬到三月间,反对李贽的势力终于有所行动。东林党人看不惯李贽反对儒家道德伦理而提倡“至人之治”,由沈一贯指使张问达,上书弹劾李贽。张在奏折中说:“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狂诞悖戾,不可不毁……”[5]又历数李贽行为不检点、男女关系混乱等事,提出“望欶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5]。万历皇帝审阅过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的罪名逮捕了李贽。李贽当时正在病榻上,见官兵来逮捕他,也不反抗,命人拿来门板一块,躺在上面去往监狱。在审讯中李贽只言:“罪人著书多有,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并作《系中八绝》诗: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
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6]
李贽自知病入膏肓,并未想过为自己脱罪,更愿以死明志。在仆人为他剃须的时候,他用剃刀自刎,整整两天才结束了生命。随后,他的著作被焚毁,追随他的人也受到了迫害。
晚明市民生活的繁荣使得小说、戏曲等艺术形式日臻成熟,旺盛的市民娱乐需求使“草根文学”快速成长起来,文学向市民化、大众化方向普及。由于文人的参与,晚明戏曲、小说的创作水平达到新高度。李贽敢于站在大众需求层面,本于真心、真情地点评文学作品,亦促进了高水平戏曲、小说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注重“真”“情”“趣”的风潮使通俗文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由雅入“俗”,晚明市民文化繁荣
晚明时期文人关注小说、戏剧并参与剧本创作,原本“不入流”的通俗文学形式得到了极大发展。刻印书籍的书坊印刷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小说的繁荣。《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代表了古典小说的极高水平,冯梦龙的“三言”与凌濛初“二拍”中集中了宋元话本与明代拟话本里的故事,加以改编润色,形成短篇故事集。其中大多数故事以精彩的情节吸引读者,某些故事中夹杂着秽语与低俗的内容,亦反映了晚明社会市民生活的特点。文人创作的剧本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等,不仅在故事情节上引人入胜,文本与台词也具有极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文人的整理与润色,提升了民间艺术形式的审美水平,使流传于民间的故事经过修饰后日益雅致。此外,文人参与点评戏曲小说亦极大地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充分肯定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并带动了文人关注、创作通俗文学作品的风潮。晚明时人爱好戏曲,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必有戏班助兴,专业的演出机构也使戏曲演出水平更高。受儒家思想影响,戏曲、小说承担教化世人的社会责任。高明在《琵琶记》中说:“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但一味迎合儒家教化功能,却使文本内涵陷入僵化。李贽敢于跳脱儒家教化,看待戏曲小说真正的文学价值,在当时是非常有先锋意义的。
(二)文人视角,赋值民间草根文学
李贽对民间草根文学形式相当喜爱,先后批注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琵琶记》《红拂记》《北西厢记》等小说,流传下来的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李卓吾批评琵琶记》《李卓吾批评玉合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
《红拂记》是明代张凤翼所著的传奇作品,后被改编为剧本,作者与李贽的好友袁宏道、汤显祖、李惟祯等人交往频繁,李贽便近水楼台,先睹为快。此剧根据唐代传奇《虬髯客传》改编,原著以歌颂唐太宗李世民为主题,经过张凤翼改编成戏曲后,红拂女与李靖的爱情故事成为主要线索——红拂女与贫穷落魄的李靖相识,女子毅然抛下豪门锦衣玉食,深夜与李靖私奔。《红拂记》不同于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以侠女和英雄爱情为主线。李靖与红拂女一见钟情、不顾一切的爱情故事,以及髯虬客仗义相助的豪迈情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李贽对其评价颇高,对于故事情节与对白,多次在夹批“好关目”“光景好”“白好”“妙”“壮”“奇”,亦有部分不关情节发展的被其称“俗”。对于李靖这个人物形象,李贽更不惜褒美之辞,多次用到“英雄”“洁俊”“伟”等词赞颂之。李贽相当欣赏奇女子红拂,开篇便评曰“妓字不可以目红拂!”在李贽眼中,红拂女乃是“伟妇人”,称赞她“有主张”“有才有识有胆”,“世上有这般女子!”[1]499。李贽无论红拂女的歌妓出身,也不管她与李靖私奔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教,只教此情源于真心,即值得肯定之、歌颂之。
李贽在读了《红拂记》后,从关目、曲、白、故事等全方位肯定了这出剧目,为剧中人物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叫好,并不吝将此剧提高到兴观群怨的高度:
此记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羡。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慨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1]499
将民间文学与诗经中“风”相比拟,对于民间俗文学的重要性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些民间文学剧本真实地反映了民风,具有真情实感,创作者从真心出发,观赏者被真情感动,回归到了真挚的审美,让李贽惊喜不已。
《拜月亭》 也称《王瑞兰闺怨拜月亭》《蒋世隆拜月亭》,元代关汉卿作,描写了书生蒋世隆与王瑞兰在兵荒马乱时候的离合故事,共四折一楔子。谈到《拜月亭》时,李贽将其与《西厢记》相比,从主张恋爱自由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拜月亭。他在《杂说》中说:“《拜月》《西厢》,化工也;
《琵琶》,画工也。”[1]499认为《拜月》在艺术高度上要更胜于《琵琶记》。《琵琶记》的主人公赵五娘身上集中了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孝顺、坚忍、任劳任怨;
牛小姐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男主角蔡伯喈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虽然许多情节上经不起推敲,但仍被冠以孝顺、忠诚的美名,最后博得大团圆结局。这个故事虽然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编排的痕迹太重。李贽认为《琵琶记》站在传统思想的角度上演绎故事,故事虽好,但经过人工雕琢,已失其“真”,只是肤浅的感人,没有真正打动人心;
《拜月亭》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故事,主人公勇于追求、敢于反抗的精神比起一味顺从的传统女性形象来得生动鲜活。从这个角度看,《拜月》更能体现李贽反抗传统观念压迫的精神。
“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1]499戏曲和小说不仅是人们消遣的方式,也具有其文学性与艺术价值。自古以来,儒家强调正统诗文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意为文学应当有引发感情、洞察世事、反映群情、讽谏政治的作用。程朱理学主张“文以载道”,从北宋古文家周敦颐传承下来,把拣选文章的标准定为文章内容是否符合礼教,贤或者不贤,这种选文标准只看文章是否能为社会服务,如只有华丽辞藻,没有道德标准,或者道德标准不符合儒家政教,便不能进入正统,传奇、小说、戏曲长期以来都被排斥在“雅”文学与主流文学之外。明代晚期,由于市民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繁荣,戏曲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孕育戏曲小说的土壤更加肥沃,俗文学也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一大批文人投入戏曲小说的创作,使之在艺术水平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戏曲小说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赞美歌颂美好的品质,讽刺丑恶的现象,在思想高度上也有提升。李贽等文人关注戏曲小说和传奇故事,并且投入创作,对戏曲小说走入文学主流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贽出生于商人家庭,后辗转各地为官,熟悉市井文化与市民生活。他的生活相当入世,对于世俗生活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和体会。李贽等一批文人对小说戏曲的关注,使俗文学从边缘地带脱离出来,越来越走向文学的主流。小说戏曲等形式同样具备了文学认识、教育、审美的功能,而且由于它的通俗性,更容易让草根阶层所接受与喜爱。正如李贽所言,只要是表现真实的文学作品,都是天下至文。这种观点带动起文人关注草根文学的风气,金圣叹等人的戏曲点评也受到李贽点评风格的影响。小说戏曲等艺术形式以往被道学家嗤之以鼻,认为其不入流,而文人群体的集体肯定对于小说戏曲本身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更多的文人亲身实践,投入到小说戏曲的创作之中,使小说戏曲的创作质量不断提高。同时,由于文人选本的水平较高,使草根文学更具有艺术性与审美意蕴,朝向高雅的方向发展。
李贽的文学主张承袭了晚明文坛主“情”之脉络,又以其独特的狂禅精神为外显,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一)注重真情,承晚明文坛之风气
明代文坛的风潮一直在复古与反复古之间交替进行,但主“情”是一条明确的脉络。明代前期诗坛以复古风潮为代表,高启率先以“格”论诗,强调“师古”与“摹拟”,后有茶陵派李东阳提出“格调”的概念,即讲究声调格律。他推崇唐诗的格调之美,尤其是杜诗,并且认同严羽的“诗有别裁”之说。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发展了“格调”的观点,他认为优秀的诗作仅仅有声律格调是不够的,“格调”的核心应当是“情”,而“格”亦包含了人的品格和诗的品格之意。前七子中的徐祯卿提出了“因情立格”说,说明了诗人因“情”的不同使作品各有变化。后七子中的谢榛主张从精神上效法古人,并注意到了“情”与“景”的关系。胡应麟又将“格调”扩充为“体格声调”,并认为诗应当是“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具备,实体结构与风采神韵兼备的才为佳作,强调诗的神韵、灵魂、精神气质。徐渭坚决反对复古派的主张,认为复古派是“鸟学人言”的行为,拟古之诗和鹦鹉学舌并无不同。徐渭的诗学观点是以“真我”出发点,认为诗本发乎情,就必须“为情而造文”,他提出了“本色”“真我”论[7]。
李贽反对“格律说”,却注重文章的“真情”,主张打破格律进行诗歌创作。他对复古派追求音律声调之美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诗的风格应当是自然的流露:“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缓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性情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1]589在他看来,古人之作之所以呈现不同体貌特点,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是诗人性格特点的外显,不是从形式与音律上刻意拟古就能做出好文章。晚明的文学复古,已有人为追求拟古而忽略了诗文应当反映自然心声,做出来的尽是虚伪造作的语言,李贽提出的打破格律进行创作的想法得到了当时很多文人的响应。
(二)率性而发,情重于形之创作
李贽自身的创作也本着自然而为、率性而发的宗旨,主张打破格律,突破行文的束缚,重意而不重形。如《朔风谣》[1]615:
南来北去何时了?为利为名无了时。
为利为名满世间,南来北去正相宜。
朔风三月衣裳单,塞上行人忍冻难。
好笑山中观静者,无端绝塞受风寒。
谓余为利不知余,谓渠为名岂识渠。
非名非利一事无,奔走道路胡为乎?
试问长者真良图,我愿与世名利徒,同歌帝力乐康衢。
此诗采用歌行体的形式,非但不押韵,连句子也不对称,表达了李贽不愿追逐名利,愿世人共享太平的理想。
小品文是晚明风行的文体。“小品”一词来源于佛经,鸠摩罗什翻译佛经时,将详本称为“大品”,简本称为“小品”。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内容与题材不限,表现形式也多变。大多篇幅短小,不拘一格,内容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很适合表达随感,可以叙事,也可以议论、抒情,也可以用来讽刺。讽刺是小品文的一大特色,一般通过诙谐幽默的叙事,让读者在笑过之后,反思文章中的深意,批评某些社会现象、错误思想与虚伪的个人。
李贽犀利的小品文风格独树一帜,他利用小品文的形式讽刺时弊,如《赞刘谐》。刘谐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麻城人,机智的言谈使得迂腐的道学捍卫者哑口无言,李贽赞他为“聪明士”。当时社会上许多专研八股文、死读诗书、教条地维护孔教的人正如文中“道学”,平时宽袍大袖、衣冠楚楚,打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8]的旗号,凡事唯圣人所言为尊,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刘谐只需一句玩笑话,就能噎得他说不出话来。李贽对刘谐所言大加赞赏,也借此文讽刺了道貌岸然实则草包的道学家们。
李贽将散文、杂文创作作为他对道学家宣战的武器。如他写给耿定向的《答耿中丞》《又答耿中丞》《答耿中丞论谈》《与耿司寇告别》《又答耿司寇》《寄答耿大中丞》[9]等一系列文章,洋洋洒洒几万字,既自陈观点,又在其中批驳耿定向虚伪的嘴脸。李贽从一开始对耿定向有所期待,真诚陈述自己的观点,希望对方可以理解,到最终对耿定向失望、离开耿家的过程里,思想从未动摇。李贽本着尊重耿定向的态度,说道:“公既深信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10]然而互不妥协的两个人最终站到了对方的对立面。
由于李贽的狂放与真挚,站在草根阶级的立场与道学中人激烈对抗,争取话语权,被所谓的“主流正统”视为“异端”。但在文学史中,李贽“以狂释真”的文学实践却对后世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童心是狂禅的内核,狂禅是童心的外显。在李贽“以狂释真”的文学实践影响下,明清之际的文学有了新变:以往为“道”服务的文学,逐渐转向为“心”,为“人生”的道路上来,晚明的文坛更加丰富了。李贽本着“童心”论文,打破文体尊卑的界限,不以出身论英雄,使所有文章都置于“去伪存真”的标准下论优劣,不论是雅文学还是俗文学,都有可能成为天下之至文。虽然他的主张没有挽救末世堕落的世风,但是“以狂释真”的主张和实践深深影响了士人心态,并且促成了后世性灵论的发展,具有启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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