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丹
(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66)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13这一精辟论述，立意高远、视野宽广，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不断推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两个结合’不仅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恢宏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视野，同时也建构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新文化叙事”[2]126。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全面领会掌握“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蕴是时代赋予高校思政课的重大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主要是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而展开，如何全面深入地将“两个结合”所建构的“文化叙事”的意蕴、价值融入“纲要”课教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主题之中，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习近平指出：“思政课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该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观察认识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3]14“两个结合”是大学生认识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重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既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又呈现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新“文化叙事”。此一“文化叙事”的主要内涵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也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两者关联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概而言之，在全新的“文化叙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中的地位得到了重大凸显。从思政课教学体系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重大历史主题，“两个结合”所呈现出的“文化叙事”与“纲要”课教学的这一重大历史主题就有着格外紧密的关联，从而为“两个结合”融入“纲要”课教学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一)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近代国人的文化路径选择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4]1。从文化叙事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人拯救民族危亡、奋起反抗大致经历了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演进历程，也就是“纲要”课程第1～3章的主要内容。换言之，从文化叙事的角度，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国人向西方不断学习的历史，其先后经历了学习器物、制度到思想的三个阶段。某种程度上而言，此一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历程。而此一自我否定姿态一直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得以扭转，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后，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最终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实现国家富强、民族解放的道路，同时也踏上了文化自信的新征程。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封建地主开明派，认识到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军事武器的先进性，率先将目光关注于西方的器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从而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但在此一阶段，精英士大夫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则是充满了盲目自信。当时大学士倭仁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是此一文化立场的代表。而稍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更为凝练的概括，这八个字成为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国人对中西文化认知的基本态度。检视此一阶段国人的文化认知，有三点可供思考：从文化的立场而论，此一阶段精英士大夫呈现出的是对西方认知的片面性与对传统文化自信的盲目性；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当一种外来强势文化侵袭之际，必须全力守护固有文化的生存之地，而此种本民族文化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从建设层面而言，在面对西方的强势崛起与入侵之时，如何学习西方文化优秀部分为我所用，而又同时不忘本民族文化地位则成为此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国人思考一切问题的核心。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局势更加败坏，尤其是随着袁世凯称帝、溥仪复辟等闹剧之后，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派认识到，中国欲摆脱全面落后的面貌，首要之务是要“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充分西化”便是此一时期国人文化认知的基本立场。此一文化认知态度可供深思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认知层面上而言，传统文化是否横亘在中国富强之路上的巨大障碍；
从实践层面而言，“打倒孔家店”是否意味着从此以后国人便能轻装上阵融入西方文化的洪流之中；
从思想层面而言，国家局势日趋败坏、群狼环伺的严峻形势面前，此一全方位文化否定的立场与态度是否足取。换言之，在当时局势下，政治制度、经济民生、革命斗争、文化思想究竟何者为先。存在着先天不足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解答上述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二)从“批判性继承”到“创造性转化”：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叙事”的演进历程
习近平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5]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故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态度深受后者的影响，但是与胡适等西化派的“以西为师”不同，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提出的就是 “以俄为师”，即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探求中国的富强之路。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经验不足，导致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进入了成熟阶段。这种“成熟”不仅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历经巨大挫折后，终于认识到盲目“以俄为师”并不可取，更表现在理论文化建设上有了明确的主体性意识。此一主体性意识体现在文化艺术工作层面上就是创作出更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又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艺术作品。在建设性批判、辩证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便成为此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最鲜明的表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历史应当完结了”[6]1516。也就是说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就再也不纠缠于所谓“中体西用”、所谓“全盘西化”等简单化的认知。而是从更高层上去把握中国的命运，包括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奋斗探索的历程、如何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的性质、基本国情、基本历史任务。概言之，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全面地、科学地掌握了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话语权，从而实现了中国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的伟大历史变革。“开天辟地、焕然一新”，即此之谓也。
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是当时社会发展与学术研究演进的必然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出具有鲜明中国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新中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呈现出的追求与抱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毫无经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自然成为潮流。此一时期大规模学习苏联文化，为新中国初创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也带来文化主体性意识弱化等诸多问题。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外国必须和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即使是苏联文化建设经验，也不能奉若神明，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为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他强调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但是表现形式上则是民族的形式，此一原则适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古为今用”，辩证地借鉴与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力图建构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便成为此一时期共产党人的目标。
新中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提出了极为重要建设理论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此后随着“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激烈的态度与做法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果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国家发展的重心重新调整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而迎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蓬勃发展的春天。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锐意进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出台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方针，确保了社会主义文化视野的健康快速发展，实现了拨乱反正后的继承与发展之路。
“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力量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激发中不断得以酝酿深化，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2]130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殊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与科学，习近平先后在多个重要场合阐发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尤其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14。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共产党人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叙事”经历了一个由建设性批判、辩证性接收、继承中发展、创造性转化的发展演变历程。而此一演进的历程一方面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变迁密切相关，更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步进行，同时此一演进的历程也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文化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动员武器，变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动力，最终凝聚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它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涵被不断扩大”[2]130。此一“文化叙事”的视角，可以使我们更为科学与精准地把握“纲要”课教学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主题。
习近平指出：“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3]6，这里明确了思政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属性。思政课讲道理，包括讲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作为高校核心思政课程之一，它承担着铸魂育人的重大使命，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纲要”课教学，就需要我们对教学理念适时完善和改进。
(一)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融合创新
习近平指出：“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要把统编教材作为依据，确保教学的规范性、科学性、权威性”，同时，由于“教材给出的是教学的基本结论和简要论述，要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爱听爱学、听懂学会，需要做很多创造性工作”[3]2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材(2021年版)编排具有完整严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集权威性和学理性于一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主题，围绕这个主题，课程以时间为线索，按照导言、“进入近代后的中华民族的磨难与抗争”“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为新中国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个章节具体展开。每个章节都承担着各自的教学任务和目的，教师在教学过程可以结合教材培养目标将“两个结合”的“文化叙事”融入教学之中，有效协调教材内容的严谨性与“两个结合”知识广博性的关系，结合教材内容重点合理选择授课材料中的“文化配方”，实现教材话语体系向教学话语体系的转变，不断增强“纲要”课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具体讲授环节中，如上文所言，根据“文化叙事”的演进逻辑，在教学章节中适当地呈现出近代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认知态度(教材第1-3章)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材第4-7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教材第8章)、改革开放新时期(教材第9章)、新时代(教材第10章)等历史阶段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所发挥作用。
(二)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同向互动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7]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是“纲要”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基本要求。“纲要”课教学涉及大量的历史知识和线索，其中不乏对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介绍。而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祖国未来各条战线的生力军。为了肩负起将要承担的责任，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如何在“纲要”课教学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同向互动中，将“两个结合”融入其中，就需要发挥“文化叙事”自身所具有的知识性与价值性。如在课堂上讲授“新文化运动”时，既可以运用相关史料对以胡适为代表的人物所倡导的“全盘西化”进行历史的、全面的梳理，又可以结合当下社会生活与当今世界局势变迁对此进行批判性阐发。知识传授是达到“熟知”的基本手段，而价值引领则是实现“真知”的内在要求，两者统一于“纲要”课教学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真理的最好诠释，坚持以价值引领深化课堂学习，引导学生站在文化叙事的角度来整体把握中国近现代史变迁，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历程，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从而也就能够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信仰。
(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统一
“两个结合”是在党的百年奋斗实践过程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在实践中产生、被实践所检验，更引领和指导着实践。可以说，“两个结合”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命题。因此，将“两个结合”融入高校“纲要”课教学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知与行相统一。中国自古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近年来随着思政课教学理念与方式的发展，实践教学日渐引起高校思政课教师们的关注。“两个结合”所兼具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与“纲要”课目前的教学方式较为吻合。所以，在高校“纲要”课教学要强化理论阐释，充分发挥历史学研究、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优势，及时将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于课堂之中，把“两个结合”的内涵、发展历程、理论逻辑、时代价值和实践要义等讲清楚、讲到位、讲明白，真正做到“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8],与此同时又要发挥高校“纲要”课教学中的实践教学的应有作用，通过参观历史博物馆、红色文化纪念馆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强化实践锻炼，将“两个结合”的学习宣传有机融入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真理的力量与魅力，真正将真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9]。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出思政课的本质属性，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两个结合”融入“纲要”课教学体系之中，理应“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要想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就必须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有新的尝试和探索。
(一)教学内容的编排上
“两个结合”是共产党全新的“文化叙事”，应该重点挖掘“两个结合”背后从“革命”到“复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史实和重大历史节点。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无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拯救你，我的祖国”？从文化层面上，面对欧风美雨的强势来袭，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对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采取了一种激烈的反对手段，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其败亡的进程；
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封建阶级地主阶级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企图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科技文明嫁接过来，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宣告了“中体西用”没有出路；
民国伊始随着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知识界认识到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于是乎，胡适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1921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便成为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之路。此后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走向深入，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由起初的革命动员发展到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上述散见于“纲要”课各章节与“两个结合”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历史知识和信息，需要在“文化叙事”的观照下进行认真的梳理。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
习近平指出：“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10]与其他思政课不同的是，“纲要”课教学从1840年一直持续到当下，长达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信息，如果方法运用得当，是可以将思政课铸魂育人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化。在将“两个结合”融入“纲要”课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是可以通过创新教学形式，积极探索专题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形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智慧课堂，拓展学习时空、延伸学习链条，如参观红色博物馆、红色纪念馆，参与全校演讲比赛等，使课堂更加贴近时代、贴近学生，不断提升教学效果。
1.专题式教学
在现有教材体系的基础上，为使“两个结合”更好地融入“纲要”课教学之中，专题式教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所谓专题式教学，指的是根据教材编排体例，借鉴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将散见于教材体系中的零碎知识点，以重大历史史实、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节点为对象，进行专题讲解，这样既能做到来源于教材，同时又不囿于教材。当然此种专题式教学是在正常教学内容完成的基础上，某种程度上以一种回顾的方式进行展开最为适宜。这样既不与教材内容安排相冲突，又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两个结合”与“纲要”课的充分融合。具体而言，就是从“文化叙事”的角度，将散见于十个章节的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信息重新整合串联，将其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联起来，进行专题式的探讨，更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相关的历史问题讲清楚讲透彻。
2.案例式教学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强调：“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11]11从当前的授课内容看，思政课传授的课堂知识很多都是学生接触过的，这是学生认为课程“乏味”的重要原因。然而“知其然”并不等于“知其所以然”，“认识”并不等于“认同”，大学生固然知道“两个结合”是什么，但是“两个结合”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又意味着什么，这就需要通过案例式教学，将“两个结合”的道理讲深讲透，从而达到知其所以然的目的。
与其他思政课不同，“纲要”课讲授的对象主要是人物和事件，处理此类知识和信息，案例式教学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方式。如果站在“文化叙事”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可供案例式教学的资源颇为丰富。从近代的“中体西用”“太平天国”的文化观、“全盘西化”“以俄为师”“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新中国时期的“第二次结合”“《红楼梦》研究大讨论”“孔子学院”“讲好中国故事”等均可以案例式教学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这样既能够将教材内容讲得生动活泼，也能够将思政课“讲道理”的功能熔铸于其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当然此一教学方法的运用切忌不能离开教材之外，成为教师天马行空的素材，案例要为“纲要”课教学的主题、主线服务，而不能脱离这个主题、主线。此外在讲解案例尤其是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立场与方法进行剖析，正如习近平所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2]。
3.启发式教学
习近平强调，“要注重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4]22。在将“两个结合”融入“纲要”课教学的方法中，专题式教学与案例式教学主要是教师在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思政课效果的呈现，离不开学生的全过程与全身心投入，而启发式教学某种程度上则为学生参与思政课教学课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通过提前设定相关问题并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和研究，最终帮助学生将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理解和认知。有别于传统的“灌输-背诵-测试”的学习模式，启发式学习通过“创设问题情境-选择确定问题-研究讨论问题-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达到“情感激发-认知提升-行动践行”的学习效果[13]45。就“纲要”课教学而言，何以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精英知识阶层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而到了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何以二者的态度会有如下的变化，这又说明了什么？学生在合作式的探究学习活动中，需要基于课堂学习和自主思考参与研讨，将问题辨析成果在课堂汇报环节展示出来，最后教师再通过课堂讲授击破遗留问题和重点难点，并通过作业考评环节实现问的回溯。启发式教学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能否使学生的思想认识从“似是而非”到“豁然开朗”，真正实现课程获得感的提升。当然启发式教学需要注意的是，教师设置的议题或者问题一定是学生真正关心或感觉到疑惑的“真问题”，而非为了活跃所谓的气氛一味迎合学生兴趣的时髦语言或幽默话语，也不是仅靠吸引学生“抬头”所能实现的，而是要讲清楚理论、回应好疑惑。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1]14。“两个结合”从历史自信与文化自觉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将其科学内涵与重要价值很好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两个结合”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不是简单地增加相关的历史性知识，而是以全新的“文化叙事”来观照“纲要”课教学的体系脉络，在既有的教学目标、任务达成的基础上，将“两个结合”与“纲要”课教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主题课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两个结合”所呈现出的“文化叙事”为融入“纲要”课教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教学理念上必须坚持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融合创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同向互动、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有机统一。在教学实践路径上要围绕教材内容和特点，加强重点性融合；
创新教学方法和模式，发展多样性融合不断提升教学质量。